定要明确。
正是因为明白，刘浩然才苦恼，总的来说他只是党内部的一个赞助商，现在甚至连党员都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逸仙来找他询问，定然不是看重不看重的问题了。而是在观察自己的立场，因为陈泽的缘故，对方的怀疑其实一直都没有减弱。
这个话题绝对不可回避，幸好刘浩然事先也和钟泱他们商议过了，故而在此才能从容不迫的进行应对：“先生何必苦恼，我党的的事业正值低谷，因此需要苏俄的帮助乃理所当然的事情。红门的威胁其实也无须在意，只要魁首获得了天下，到时候何须在意这样一个门徒尚且不足百人的小组织。”
孙逸仙和红门的合作，并非真心实意，而是一种迫于无奈的举动。刘浩然正是从古会提供的信息中看出了这一点，才能摆正自己的立场。孙逸仙虽然没什么真本事，可政治嗅觉这种基本功也还是有的，像是廖仲恺那种亲红的极左份子，在党内肯定是活不久的。
得知了刘浩然的政治态度，孙逸仙的脸上才算是露出了真正开怀笑意，但嘴巴上却是在斥责道：“胡闹我与红门国际乃真心相惜，怎可抱有此心”
“是，先生教训得是。”跟着姜瑞元混了一段时间，也通过他了解到了孙逸仙的脾性，任何时候都不要选择和魁首顶撞，只有俯首帖耳才能得到孙的信任。
见刘浩然如此识趣，对自己也是毕恭毕敬，而且一直以来对着党的事业尽心尽力的资助，从无过分只要求。这一切孙逸仙也是看在眼里的，故而语气也变得和蔼起来：“浩然，你是我所看重的人，虽说因为局面上的缘故无法给你一个正式的名分，但你的功绩我也是心中有数。”
得闻此言，刘浩然也知道是时候要以头触地表示感激了，只见他面色激动地跪伏在孙逸仙的面前，带着哭腔呼喊道：“多谢先生赏识，浩然定然不会让先生失望。”
看着面前的刘浩然对自己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孙逸仙的脸上也是闪过了一缕满意的笑容。他笑着扶起了还跪伏在地上的刘浩然，扶背而言：“哈哈，你的心情我是知道的，大业若成，其中功劳也定然有你的一份”
这基本上就是政治许诺了，刘浩然虽然只是一个商人，但他所能提供的东西对于党来说都显得太过于重要了。以至于孙逸仙不得不亲自试探和拉拢于他。
就在两个月前，孙逸仙在这里会见了李守常，这个热爱苏俄红门比热爱中国更甚的狂热门徒。刘浩然还记得，当时是一个清拂面的晚上，他听到了孙逸仙于莫里哀路寓所二层的书房里传来的真切而爽朗的笑声。
当日，中国红门创始人之一李守常从北京抵沪，孙逸仙便马不停蹄地将李守常邀至寓所。在书房里，两位“思想家”就“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题，进行了达数小时的交谈，几以废寝忘食。孙逸仙还亲自主盟介绍李守常以个人身份加入党。
事实上，孙逸仙对红门主义以及红门早就有所关注。1911年底，准备赴任临时大总统的孙逸仙，从海外归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应约会见新成立的红门组织的成员，并畅谈了主张和红门主义。
次年10月，孙逸仙甚至到上海亲自发表了为期3天的关于“红门主义精义”的演讲，讲演那天“会场秩序井井有条，与会者不下千余人，第二日2000余人，第三日3000余人，会场无隙可容。”孙逸仙也成为传递嘛咳死主义的先行者。
而俄国十月成功，对孙逸仙的野心带来了更大的触动。就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孙就给列宁发去贺电，愿“中俄双方团结共同斗争”。他的野望，让他天然的发现了红门主义之中那种绝对的主义本质，和他一直期望的东西完全相符，甚至可以说做得更好。
红门主义，一种假借“民主”和“集体”名义的极端集权主义制度。等级森严的内部结构，下属对上司要绝对服从的体系规则。比起孙逸仙以前那种不入流的黑帮效忠模式，这种由犹太人精心构思出来的理念显得更为系统化和理论化，洗脑的效率也更为理想。
在李守常的引荐下，孙于两人见面的第三天，又在书房会见了苏俄驻中国全权大使越飞的代表马林。双方就远东局势和中国、改组党党、国红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了数天会谈。这次会谈，使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红、扶助农工”的基本思想。
当时刘浩然陪同着胡汉民、汪精卫、姜瑞元等人都在场旁听，故而他也对古会反馈了这一份重要的消息。通过联络史密斯，钟泱也获得了关于马林的情报，也因此而感到了忧心忡忡。
综合了刘浩然提供的消息，钟泱也算是看出来了，红门这种畸形的社会理论体系的推广，应该和遍布世界的犹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群被世界所排斥的毒瘤民族，果然是无愧于他们的恶名。
资料中显示马林是荷兰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也是一个犹太人。在列宁的指使下，马林作为红门国际代表，帮助筹备并参加了中国红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促成了中国红门与中国党的第一次合作，“推动”了中国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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