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生产着人类并不迫切需要的产品。
为此而浪费了多少资源？
所谓的西方现代广告宣传效应，大部分都是在怂恿着消费者购买没用的东西。
故此钟泱才成立了产经联，严格控制国家的资源分配，并且限定普通居民的消费趋向。除了维持生活的基本需求，在享受性的产品生产领域投入很少，反倒是针对战略性的科技研究投入极大。
那些东西虽然未必能为产经联提供足够的利润，却是华夏明未来的基石所在。
“还有一点，迁都南京之后，就相当于正式确立华联在中国的统治地位。那么接下来就必须决定两件大事，一是官方语言采用哪个语系作为标准，而是华夏化的正本清源，也即是纪元法的确立。”
王仕聪提醒着在座的各位，中国的未来，可不仅仅是对外战事的胜负，更是内部经济化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北方几所知名大的那些教授比较推崇普通话啊，不过按照我们的习惯，我认为应该将粤语做为标准的官方语言，毕竟广州是我们起家的地方，大部分的军政高官也都是擅粤语。”陈泽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这种看法也确实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广泛认可。
历朝历代以来，中国的官方语言就几经变化，这一般和皇帝的出身地域有关。现在钟泱他们从广州起家，内部大部分的上层人员也是粤人，故而使用粤语也实属正常。
至于用所谓的普通话当作国语，那才是脑残，或者是满遗。
清入关后，前期上朝多用满洲话，汉臣必须习满语。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等几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几者等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此外很多方言来自东北土话。
后世的所谓普通话，大部分用的也是北京话的标准，讲究字正腔圆。然而这并非中国古代传统的汉族语言，而是由建奴入关所带来的化伤痕。
粤语在古代并不曾被当作官方语言使用，但却是也是古汉语诸多分支中的一派，并且在数千年的变化中，掺杂了许多南方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特色。
“内阁和最高议会都认为粤语作为官方语言比较合适，值得争议的地方是如何解决各地区的语言差异问题。”王仕聪托了托他的黑边框眼镜，冷静的说着。
对于这个问题，钟泱早就想好了办法，他回答道：“各地语言俗习惯，只要不违背宪法大纲的要求，都可以予以保留。其实当年秦国一统天下，也只是书同，而无法做到言同语。我们也不必勉强，推广粤语作为官方语言，同时保留各地方言语系。”
“嗯，我看可行，一旦强制取消地区方言，势必导致民众的不满情绪，而这毫无必要。语言的存在，只是为了更好地交流。而我们华联政府出身粤省，已经确立了粤语系别的强势地位，没有必要去抹杀其他省份的方言体系。”
王仕聪点了点头，认为钟泱提出的解决方案比较折中，不容易导致民众情绪的恶性反弹。
“那么关于第二点，华夏正统化的正本清源，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基调？”
钟泱对此当仁不让，他来到这片时空，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明复兴的伟大使命，他斩钉截铁的说道：“以华夏古代的汉族明起源作为核心，先确立汉族化的根本，然后再考虑如何兼容并蓄。”
“首先第一点就是剔除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让国家内部的公民明确的知道内外之分。依照古代皇朝的惯例，国家不设立国教，宗教只作为附属性质的组织而存在，并且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
王仕聪仔细思考了一下，才提醒着钟泱：“考虑到化层面的影响力因素，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个化上的对手就是佛教，完全的打压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我提议扶植佛教中与儒家结合程度较深的禅宗。”
这种事情也是很无奈的，自魏晋南北朝之后，历代以来的中国就受佛教的羔羊化侵蚀，变得软弱无力，在对抗游牧民族的战场上越战越挫，甚至居然诞生了胡人主宰的皇朝。
而且历代有所作为的统治无不倾向于灭佛，可惜大多都无法持续，主要的问题还是生产力落后所导致的。大量贫苦的底层民众需要精神寄托，而佛教的轮回邪说就很有蛊惑性，寺庙也因为接受信众的供奉而大发其财。
哪怕是现在，中国在钟泱的暗暗帮助下在生产力上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可依旧需要大量的工人辛勤工作，才能创造出足够的社会财富。
很多时候，工作与快乐是无关的，人类必须要用辛苦的劳动去换取生存的机会，这实在谈不上愉快。就算有，那也只是少部分的幸运儿，或者是具备阿q精神的苦中作乐。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认识到在深层次上认识到了佛教对华夏公民精神上的危害性，恐怕钟泱也会像许多古代的帝王一样采用这种绵羊化的思想桎梏去缓和社会的矛盾。
“禅宗的教义尚且还可以接受，然必须让他们改变供奉的对象，将原本的佛像换成各自的祖师。而净土与密宗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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