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2501:13:59
把津冀都交给29军，宋哲元就成了华北绝对的ubr，在“宋阎韩商”中独占鳌头，到时候他如果真要跟中央对着干，是完全有资本的。
不行。
何应钦劝他，现在大敌当前，必须先使内部一致，然后才谈得上对外。现在授大权于宋，实际上也是把华北责任交给了对方，而且萧振瀛也当着面承诺了：既受国恩，当以死报。
用现代语言形容，这就叫责任与义务相匹配。
老蒋甚费思量。
此前中央军在南京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并不完全是演戏给华北巨头和日本人看，借机检验宁沪杭国防工事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两年了，那里搞得怎么样呢。
检验的结果是并不让老蒋满意。
工事是弄得大致有个模样了，可是如果拿长城抗战时的标准来看，还是顶不住日军的炮弹，而且看起来跟我们自己的防御武器还不怎么太匹配。
这时候，原先在蒋唐战争中和老蒋作对的唐生智、蒋百里都已投在他麾下，唐蒋虽不以实际战阵见长，但一个出身保定军校第一期，另一个是保定军校校长，师生二人在宏观战略上都要较当时的一般战将为高。
老蒋请蒋百里帮他制订第一期国防计划，派唐生智去组织演习和继续构筑工事，并让后者注意改进，以免工事到时“分歧不能实用”。至于朱培德，则集中精力抓整军备战。
显然，各方面的军事准备都还欠着火候。此时要是耐不住性子，最大的可能就是前功尽弃。
老蒋叹了口气，终于下定决心：也罢，退而求其次，就照你说的办——商震可以安排他辞职，到河南去，把河北让给宋哲元。
何应钦回来把方案跟萧振瀛一讲，后者一转述，宋哲元也不是个糊涂蛋，知道这已是中央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马上点了头，答应下来。
他让萧振瀛去问一下日本人，这个方案行不行，算不算“自治”成功了。
萧振瀛拿着方案来到天津，问多田骏与土肥原能不能就此收手。
看了方案，土肥原却还不愿意善罢甘休，仍想提出更多苛刻的要求。但这时候他收到了东京发来的训令。
广田告诉他，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政委会就是咱们费尽工夫想要的那个华北自治机构，同时英美都在那里瞪着眼睛看，还是见好就收吧。
想到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土肥原这才点了头。
把一切都交托出去，何应钦在华北已无事可做，真正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只能打道回府了。
临行送别的那一天，宋哲元终于出现了，两人见面客套了两句后，彼此就再也无话可说。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切已尽在不言之中。
（660）
2010-05-2508:57:51
成立政委会的风声一传出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华北各界舆论的强烈反对，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一个星期之后，北平又经历了同样规模的示威游行，使得这个半独立政权的“开张之喜”不得不一再延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18日，政委会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华北又恢复到了以前地方派系拥兵自守的局面，只是姓张的换成了姓宋的而已。
对于政委会，中日双方有不同的解释。中方始终认为它是自己任命的地方机构，还是属于中央的，最主要的是，当初坚持的保住华北领土主权的最低限度总算是达到了。
但是老蒋仍然忧心忡忡，这种担心甚至超过了张学良主政华北时期。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宋还是张，他们所控制的华北，就实质而言，都是半独立的地方政权，但张学良身负国仇家恨，倒向日本人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而且他跟老蒋的亲密程度，也是宋哲元所不能比的。仅此一点，就能让老蒋放心。
这个宋哲元可不一样，那是一个根本拉不住线的风筝。你下命令让他南下，他可以动都不动，“拒绝内调”，且“不肯相商”，到了后来，竟然采取了联日制蒋，通过日本人的力量来向中央要地盘索权力的办法，乃至形成华北唯他一家独大的局面。
成立政委会，让华北“倒退”到部分自治，已是老蒋对日本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或者用黄郛的话来说，是扔给海上之鲨的最大也是最后一块糖包。这是底线，越过这条底线，“和平”就到了“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就到了“最后关头”，到那时，不想打也得打了。
一定得在29军高层中找一位可靠之人。
这时候的宋哲元，已经完成了从武人到政客的转型，他要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可是打了这么多年仗，实际并没有什么从政的经验和能力，连句见水平的场面话也说不利索。他跟日本人打交道，主要靠的还是秦德纯和萧振瀛。
秦萧二人，又以萧振瀛计高一筹。同时后者因使29军进入北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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