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2719:03:06
汪精卫的这种多变特性，一方面，固然是其适应政坛风云变化，最大程度上获取政治利益的策略选择，但另一方面，也跟其既偏软却又易于冲动的性格有关，某些时候，甚至可用一句“墙头草，见风倒”来形容。
即使在回国复职之前，老汪仍然认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其要旨还在于坚决抵抗，因为“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他也深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的道理。可是回了国，亲眼见到与“一二八”会战时已迥然不同的战争局势后，他的立场马上就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从主战向主和转变。
汪精卫当然不会去前线，了解前线战况的方式是通过战报。
这是一份第17军从南天门前线发来的战报。
引起老汪注意的不是上面“杀敌5000”的渲染和描述，而是他发现那里真实的战况，其实与他原来的想像相去甚远。
原来华北不是上海，华北战场也不是当年的淞沪战场，这里有的是日军上次没拿出来或未充分使用过的长管重炮和坦克。
战报中称，南天门一线工事经一个多月时间的精心打造，本来预计可以守至少2个月，然而被日军重炮一轰，不到10天（实际为一周，7天），就连工事带泥巴，全给炸翻了，甚至有“连人带枪，全被淹没”的事发生。
自此在汪精卫脑海里一直翻腾着的，就是战报中那句触目惊心的话：“人来的是阵阵的炮弹，我去的是一堆堆的血肉！”
不在一个层次啊，这仗可如何打法呢。
这还只是从书面得到的间接印象，很快就有到过前线的人跑回来告诉他：现实更加可怕。
汪派骨干陈公博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苦笑录》，其中记载了他当年作为实业部长，在长城抗战中后期到华北慰问劳军时的所见所闻。
他倒没有亲眼看到日军炮弹如何厉害，而是发现平津似乎早已换了主人，战役尚未结束，日军却俨然已经成了这里的胜利者。
在北平，尽管已宣布全城戒严，但驻在当地的日本军官却可以拿着通行证，来去自由。
这还不算什么，毕竟当时中日并未绝交，就算戒严了，日本公使馆的武官们说他们呆在屋里不习惯，需要出去转转，你也得给他们发通行证。
让陈公博感到最不可理解的是天津卫。
当时担负天津守备任务的是东北军大将于学忠。他要往滦东输送部队和军用物资，就必须通过天津西面的塘沽。按理说这是绝对的军事机密，可是塘沽驻扎着日本华北驻屯军，他们的宪兵每天站在车站前，拿着本子做记录，部队来往的番号和数量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到滦东情况不妙的时候，于学忠为了加强防守，在天津周围建造了几道防御工事，结果给天津租界里的日本人（当然也是华北驻屯军）知道了。这帮家伙提出来，他们一定得进去“参观”一下——理由？我们皇军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
于学忠屡次推托，最后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只能让几个参谋陪着日本人去“参观”。
在当时的陈公博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
进攻，添多少兵人家了如指掌，防守，连建个工事都毫无秘密可言。这难道就是报上连篇累牍宣传的“正在不断打胜仗”的华北前线吗？
于是，陈公博真的只能“苦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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