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0513:32:31
在酒井下“通牒”的第二天，天津驻屯军便闻风而动，张牙舞爪地跑到河北省政府公署附近，来回溜了两圈，算作示威。
紧随其后的是关东军，出兵虽然有难度，但发篇声明却是顺水人情，抬手就来：天津驻屯军的做法，我们十分支持，完全支持。
面对空前紧张起来的华北局势，南京的汪精卫除了翻来覆去念叨：额滴个神啊，就只会急得在房间里打转转。
蒋汪蒋汪，“蒋”在哪里呢？
他在西南，正忙着“剿共”呢。
这时候由于罗文干辞职，汪精卫自己兼任了外长，但这位仁兄平时夸夸其谈虽有一套，论起办法来却没有多少。
能想到的法子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驻日大使去找日本外务省交涉。
可是广田一听到这个事，便好象跟他浑不搭界一样，马上就一退老远，连连摆手：别的事可以商量，这事我可管不了，那是军队负责的，你找军队吧。
然而，陆军省也早就发了声明，说“河北事件”最好还是由当地驻军解决比较好。
一推再推，转了个圈，竟然又都集中到那个假冒的“代表”酒井那里去了。
外务省选择回避与此时日本国内的大气候有一定关系。
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半年开始，东瀛三岛就刮起了一股旋风，名字叫做“国体明征运动”。
它的斗争矛头是冲着“天皇机关说”去的。
以前的日本学术界，曾有过一个广泛共识，认为统帅权应属于国家，天皇只不过是作为代表来行使这个权利，这就是“天皇机关说”的由来。
尽管这个所谓的“共识”仅仅存在于学术圈子，在圈子以外早就名存实亡，但毕竟还有那么一个范围的人予以坚持和认可。
但是经过“国体明征运动”，“天皇机关说”被彻底打入死牢。日本犹如进行了一次“无血政变”，以“天皇机关说”为依据的仅剩的一点立宪思想被扫地一空。天皇的权威得以无限提升，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军队也被推到了一个无人敢得罪的地位。
就像大白天捡到金子，天皇自然是乐在其中，任由军队在外面胡作非为。
裕仁起初在听到华北事件频发时就明白，这里面中国人一点责任都没有，完全都是他下面的军人们挑的事。不过他并没有像当年长城战役时训真崎那样，对华北军人的“非法行动”说上哪怕一句半句。
责任竟然被推到了侍从武官长身上。
据说是这个武官长“规劝”的：国家大事要由内阁处理，天皇不应“干政”。
“陛下”于是就不再言语，转过身玩他的考证去了——这位老兄业余是个生物学发烧友。
令人无语的是，在“河北事件”尘埃落定，日本赚了个盆满钵满后，这时候裕仁又出来了，他在接受中国呈递的国书时，还假模假式地对自己不能制止华北军人的所作所为，含含糊糊地表示了那么一点歉意。
用意不外乎是向外界表明，那些坏事都不是我干的，我还是个好人，只不过不能劝阻手下罢了。
高，实在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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