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1519:56:43
形势摆在那里，并不是说政府下个任命，大家就个职就算完了。老蒋的心情要是一不好，再来个免职令，甚至中央军再度围桂，都极有可能。
现在老蒋召见，你说不去，不给面子，那不是送给对方修理你的借口吗？
所以不能不去。
去了之后心才定下来：一切都好。大家客客气气，唠唠嗑，话话家常，就把时间打发过去了。
此次蒋李会晤，看似不起眼，在会谈内容上，也没涉及到什么军国要政，但却是蒋桂自分裂后的“第一次握手”。有了这次握手，双方逐步走向和解，为今后在抗战中进行合作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便是围绕成都、北海两事件的谈判。
在借察绥战事“以战迫和”的初次尝试失败后，老蒋开始寻求在谈判桌上以谈促和。他希望日本人好好地总结和反思一下：看看你们在中国多么招人恨，这是什么原因呢，逼我太急之故也。如果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谈谈，未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问题。
可惜，事与愿违。与以前任何一次没有不同，日本人即使总结，得出的结论也万变不离其宗：他之所以招恨讨嫌，原因不在他自己，还是全在中国人身上。
至于让他反思，怎么可能呢？
不管怎样，还是先谈了再说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5日，中日在南京开始谈判。
此次谈判，双方颇有针尖对麦芒的架势。中方谈判代表一反常态，表现出了极其强硬的一面。
时势不同。国内所谓的“亲日派”此时几已无存身之地，继汪精卫受伤离场后，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亦被剌身亡。
在遭遇不测之前，唐有壬已有预感。因为在冀东投靠日本人的殷汝耕当初是他推荐的，加上汪精卫一倒，自己处于对日外交的风口浪尖，舆论甚至一度把他与殷并列，猜测他们可能是一伙的。
当时有人劝他，对日外交是个大火坑。郭泰祺怎么样，“一二八”中日谈判时几乎顶替了部长的位置，结果被人一顿死揍，差点给打残了。自此之后，宁愿不做部长，跑到英国当大使。无它，避祸之道也。
唐有壬听后，脸上顿时失色，遂答应友人，要跳出这一是非旋涡，也谋个国外大使当当。
可是晚了。
第二天下午，他就在自家门口遭到剌客狙击，身中四弹而亡，其状惨不忍睹。
以前的外交家不过是被骂上一通，挨顿拳脚，现在却要子弹伺候了。一时之间，外交部几乎成了全国危险系数最高的一个政府机构。
里面外面都是子弹，老蒋在外交政策上也做出了调整。
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7月13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给对日外交又划了一道线——
“最低限度为保持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不能容忍之时，即作最后牺牲。”
记得五大上，他说过：“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现在实际上是把何谓“完全绝望时期”具体化了，那就是连领土主权都保不住的时候，“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
对于老蒋来说，能做此强硬表态，并不完全是迫于舆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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