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0814:05:42
我们把日历翻到二十年前，即公元1915年。
袁世凯把文武百武都召集到一起，告诉诸人，在“国力未充”，若战必输的情况下，为了不致“重蹈甲午之覆辙”，将不得不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
这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当时很沉痛地说，之所以暂时向日本人低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是整个国家的奇耻大辱。今后大家要“卧薪尝胆、奋发有为”，以雪前耻。要不然，我们就算是白白的“耻辱”了，十年之后，不但不能跟日本一决高下，亡国之危险还将“更甚今日”。
十年过去，到了1925年。
老袁的话竟不幸而言中，南北政府你来我往，打成一堆，此时北伐未了，中原未定，何谈复兴？
随后便有了“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日人兵临城下，亡国危险真的是超过了以往。
再过十年，新的“国家元首”老蒋倒真有了一点“卧薪尝胆、奋发有为”的气象，于是国家面貌也就有了一些不同，反过来国人“抗日御侮”的情绪变得更加高涨。
在1935年后，连向来主张隐忍的黄郛都极力催促加快备战步伐，实际上也就表明此时的国内舆论已不容许老蒋再稍作退让，更不用说把黄河以北都丢掉不管了。
到了1936年，整个中国已是图穷匕首现，除了屈膝投降，再没有任何可让之处了，而老蒋在经过绥远战役和南京中日谈判后，自信心却大增，认为自己的“不怕牺牲”是完全可以吓退日本的“不敢牺牲”的。
那么1937年的国内环境如何呢？
利用塘沽停战后的5年时间，南京政府完成了所谓的“黄金十年”的最后五年过渡：
经济方面，实现了币制改革，从而强化了对各地方政府的经济控制，也间接使其不再能够轻易脱离中央。
政治方面，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之后，全国统一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它派别再割据称雄的可能性基本已不存在。
当然，如果再给2年时间打打底，再根据国际时势应运而动，应该更好，可是日本人已不会再给我们机会了。
杉山元选择这个时候发动对华全面作战，就是不想让你这么“黄金”下去，而“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牟田口后来也心有余悸地说，幸亏早点发动对华作战，因为他在事变之初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国力战力能发展得如此之快，抵抗又能那么顽强，而这在长城抗战前后还是不可想象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17日，要“保天下”的老蒋走上前台，开始了他著名的一次演讲，这就是“庐山谈话”（实际上是第二次庐山谈话会）。
他把时光指针再次对准了1931年，那不堪回首的一年。
从那时候起，东四省失陷，到如今已6年矣。6年了，我们不仅没有能收复东四省，还在《塘沽停战协定》之后，被日本人又一次逼到了家门口。
刚刚的事，卢沟桥马上又要保不住了。如果卢沟桥失陷，北平的大门就没有了，而这座五百年之故都，必将沦为沈阳第二，今天的华北，转眼之间，亦不过是重蹈东四省的覆辙罢了。
再往下去，又怎么知道，南京不会变成“第二个北平”呢，如此“滚动法”，将如何得了。
说这些，老蒋是为了告诫众人，国家和民族已到了“极人世悲惨的境地”，不抵抗不行了。
老蒋要反复强调这些，是因为即使到这个时候，国民党内外也并不是都主张“战”，亦有主张“和”，甚至“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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