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2109:10:55
形势异常紧迫。
虽然当时全国抗日已大势所趋，但在国内党政界和知识界，仍有一些主和派。
典型的就是所谓“低调俱乐部”，站在台上的是汪精卫。
不过那时候他对究竟是和是战，实际上还是晃来晃去，动摇不定。
宋哲元退出北平那一天，他还发表了演说，题目就叫“最后关头”。
口号还是很响亮的，他说要大家一齐牺牲，就算是国人和土地全部化成灰烬，也不留一点“傀儡种子”，不让日本人得到一点便宜。
可是几天之后，这位仁兄的调子却又变了。
面对日军在华北的迅猛推进和29军的一触即溃，他不要大家“一齐牺牲”了，而是“要说老实话，要负责任”，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不唱高调”。
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当时肯定还不能说出，日军来势实在凶猛，我们打他不过之类的话。
公开场合，他只能婉转，唱不了京剧，唱唱越剧。私下里，他对中日之战一开始就是持悲观态度的。
相对于党政界，知识界也或多或少有些“畏战”情绪。
张伯苓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教育家，早在“七七事变”以前，他所创办的“南开体系”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框架。可是在天津之战中，他的南开大学校却首当其冲遭了难，所有校舍都被冲进来的日军骑兵焚毁一尽。
这位老教授流着眼泪对蒋介石说，如果仗继续打下去，自己的所有学校都将像这样付之于炮火，个人的几十年努力终究还是要毁于一旦了。
老蒋宽慰他说，你不要着急，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还你一个南开大学。
这些人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打发，最难缠的是胡适。因为此人学贯中西，又一直评论时事，身上颇有点书生意气，常敢言人之所不敢言。
与汪精卫欲说还休不一样，胡适几乎是在向老蒋“苦谏”。
就在国防会议的前一天，他还希望能够“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在胡适看来，其时中国军力，尚不足以战。如果战，则“中央军力全毁”，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中央军精锐将尽数毁灭。
这个老夫子始终在一边观察国内局势，虽然他一直口口声声在喊民主宪政，但他清楚地知道，国家“今日之雏形”，根本就不是靠他的那些民主理念支撑起来的，实际就是靠“中央军力”在维系，一旦毁坏，就什么都没有了。
胡适可怜巴巴地说，我们打，肯定是要败的，与其败而求和，还不如现在就着手，以谋求“五十年之和平”。
对胡适的话，老蒋一副置若罔闻的样子，在第二天的国防会议上，他还拿这位全国最著名的教授开了个玩笑，言谈中，“颇讥某学者之主和”。
某学者，影射的就是胡适。
其实这都是做给人看的，以便在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抗日领袖形象。
内心里，老蒋又何尝想现在就打。他先前即使把中央军派入河北，也只不过是想吓唬一下日本人，以“自己的敢于牺牲”吓退对方的“不敢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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