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少杰那里收到了关于军中人心浮动的情报，钟泱也是眉头紧锁。(请记住我事，驱民为盾，也亏他想得出来。
作为枭雄而言，道德方面的评价对于孙逸仙来说毫无意义，钟泱也不想在这方面多说什么。但是作为一个当权者，居然这么迫害自己的民，难怪后来的党在这里站不住脚，必须一路打到南京那里，才能有块根据地。
这么瞎折腾，只有民怨沸腾这结果，能继续站稳脚步那才是荒谬。而因为两地离得近，军中的士兵多少也有些亲属就在广州市内。如此一来，这个军心的问题就必须要小心处理了。虽然钟泱并非军中主官，但是对于整个体系还是很关心的。
军队，依据着当初的设想，于政治之外，并且不归任何人所有。而是以体制的方式确定军队的职权以及运作模式。立法、政治、司法三权且不去说，军队的运作则是依托于整个组织。
因为还没建国，当然不可能起一个“国防部”这样的名字。而是立起了区防御指挥部这个招牌，对外暂时就用这个名义，职权上是负责顺德、番禺、南沙三个地区上的军事防御规划。
军队的内部，分成了三大体系：主官、参谋、医政工勤。主官也即是军队中的军官主体，负责时机作战指挥的将领。而参谋体系，则有随军参谋和总部参谋，都是制定军事作战任务的主要成员。
战略方面的事情，由参谋部和大本营决定，只制定作战任务。至于具体的战术安排，则是由军官承担。这个分工，是很明确的，一般也互不干涉，除非双方那个都觉得有合作的必要。
至于医政工勤，则是承担着军队作战以外的所有工作。医疗体系，军中的职工作，工程技术支持，后勤补给等等方面的内容，全都是医政工勤的工作。
其中医工勤这三个方面没什么问题，大家也都理解。唯有这政务官，争论比较大。主要是历代以来，监军或者政委这个职业，实在是不讨人喜欢。在人治的体系内，这些专门打小报告的人很容易逐渐转变成监察特务组织
与生俱来的，就和大清洗，干涉军务，影响将领发挥等不好的事情挂钩。这不是这种制度有问题，而是人治本身所带来的问题。
监察机制是必要存在的，这是维持权力平衡的需要，也是防止军队将领违反法治的一种必要举措。这本身的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毫无疑问的，权力需要制约，这一点在根本上无错。
可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治，者天然的需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这样的体制下，让监察机制失去了原本的真意，逐渐演变为畸形的怪胎。
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是因为监军或者政委打小报告吗？还是说这些人的权力太大，能肆无忌惮的决定军官的生死？
在钟泱看来，都不是，原因还是出在了人治者自身。
打小报告本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打小报告不能升官发财，还要平白得罪一个将领，谁愿意去做？这世界，做坏事不得好处，就自然没有什么人去做了。就算有这样的白痴，对于大局也毫无影响。
可在人治的体系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打小报告这种行为本身，是为了以此向者表忠心，借以获得赏识。这是利益的趋势，因为打小报告有好处，自然可以去做。因为上位者决定了你的生死，所以下位者不得不去表忠心，不得不去讨好。
在人治体系内，上位者的怀疑就足以让下属身死族灭了。这也就出现了某人一言以决生死富贵的权力，这是上位者的职权本身，决定这种好事变坏事的情况。而不是监督制度本身的问题，因为从始至终，这个监督制度并没有决定权。
至于更为恶化的监察特务机构，本身就已经和监督的本意相去甚远。因为在钟泱看来，监督的本意应该是考核这个权力者是否有违法的现象。可是特无机构本身就是违法的，这就从根源上错了。
政委和监军一样，目的在于帮者审视军官是否有不忠诚于领导的表现，甚至因为代表着者的权威，而具备了对军官生死予夺的大权。这一点，是绝对的腐朽制度
无论它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凝聚军心，纯化部队思想，但在本质上，却已经陷于人治的漩涡。或许在大规模工业生产模式确立之前，这种做法是迫不得已，但在生产力发展之后的现在，还去采用这种模式就是历史的倒退。
所以钟泱并不想采用这种军事体系，也杜绝了人治本身的局限和危害。总体而言，军队是为了保护一个组织的权益而存在的，是为了维护一个明的发展而成立的。绝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更不会用人治来统合军队。
大清洗、军官权利被压制、思想洗脑等等，对于军队的建设是极其不利的因素。时代越是发展，军队的作战方式也更加充满主观能动性。古代因为冷兵器战斗的缘故，不得不依赖于军阵和军心，所以人治的情况难以从根本上克服。
这是因为生产力落后的缘故，必须以人的强权来维系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而必须磨灭士兵的人性，让他们甘愿效死。
但是如今，情况已经开始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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