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火柴捐”之类杂税。前述之“铺底捐”，一年之前则已以“商业牌照税”的面目出现，虽商业协会游行请愿，牌照税仍照征不误，搜刮过一轮，现在又换个“铺底捐”的面目欲再征一轮，引得省城商民皆謷謷有怨而欲罢市抗议。
其实这些闹事的人也真是的，太不体谅国父的苦衷了，不就是营业税征了两次嘛。加上以前那些杂七杂八的赋税，都还没超过三十种呢，怎么就能和政府过不去呢？这些民众要是懂事，不和大总统府闹，党又怎么会出来抓人呢？
你以为让军队出动不要钱啊？
广东此时的中央政府不为列强所承认，大元帅府外伍梯云先生无外交可办，只好研究内政，其研究心得是：“广州财政却极窘迫，不得不从事搜刮。”这一句话，可真是让孙逸仙引为知己，难怪伍廷芳能当上这么显赫的职位，实在是有真才实啊。
捐税中至为苛猛者即所谓“民产登记费”。所谓“民产登记费”，实属凭空造出来的暴敛理由，有如政府对其辖下的民人说，我帮你数钱，数完了你每一百块得给三块给我做数钱的劳务费。按大元帅府规定，有房契者须按房产市值缴交百分之三的民产登记费，无合法房契的房产皆由政府没收充公拍卖。
这就进一步得变成：我帮你数钱，收百分之三的劳务费；但如果你不能证明你这钱有合法的来历，这钱就归我了。这简直是太爱民了，为了民众的生活殚精极虑，生怕这些苦困的老百姓能吃上饱饭。饿着肚闹才是好同志啊，大家要勒紧裤带加油
多年的兵连祸结中，能拿得出合格房契者少之又少，民皆惶惶不可终日。民产充公之余，搜罗并拍卖所谓官产以敛聚军费迹是解困之一途。举凡一切无主荒地及校场地、寺观庙产、满人居所、宗祠、书院、会馆等多充为公产拍卖，而引来非议无数。
孙政府不但以莫须有，「附逆」的罪名来镇压异己，而且用之为勒索税款的手段，把广州弄成一个恐怖世界。例如，1923年8月下旬，广州各银行，及土丝各大行商曾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决定不肯申报，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马上接到大本营命令，大意说：“闻该行等密议反对，此时政府军饷紧急，该商等应勉为其难，为各行倡率，今若此则无异附逆行动，请力劝谕各行众遵行”。各行商接函后，大为惶恐，因为“附逆行动”，严重的可判处死刑。各行商遂改变前议，只得申报服从。
后世最为黑心的本朝地产界有一屋两卖之怪事，而本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大元帅府，不知是财政厅拍卖公产的经办人员懒于查核，还是故意为之，给钱就卖，以至竟有一个地块连卖六次、颁有六份业权执照之纪录，其荒唐令时下的黑心地产大佬亦自叹弗如。
这是一个永远无人能够超越的境界，这已经不是贪赃枉法所能达成的效果了。自古多有无为而治，只有孙逸仙一人达到了无法而治的境界。
大业为重，大家也要体谅嘛。这话可是大元帅说的，金口玉言，要你信你就得信，不信也信。
时下的粤省，也不全是这样的官。广州市参事员钟锡芬氏，就因反对大元帅府没收寺观庵堂庙宇作为公产变卖的提案，被孙大炮的嫡广州市孙科扣留，指为附效陈逆为虎作伥而狠罚五万元——北洋系的军阀们至多只敢让督军团胁迫议员通过议案，南方政府则直接敲榨议员拿钱。
尽管多端搜罗和奖励举报官产频频拍卖而引至怨声载道，大元帅府所获却甚为微薄，因为欲投官产者眼见政局不稳，担心孙大炮的政府随时倒台，所投得官产不为新上台者所承认，官产拍出价格极底，如此民怨而府库亦无大收获，实两头都不讨好，以至大炮哥惟兀自慨叹：“自军兴以后，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无可搜罗，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这么折腾了一段时间，依旧是饷源竭蹶的局面，省库几无余款可拨。为此，孙逸仙又当了一次经济博士，以大元帅府的名义印制大量“短期军用手”发给军人充为薪饷。其后陆续又有“国库券”、“地方短期抵纳券”、“广东省金库券”等各种无本金担保的纸券出现。
因大元帅府的财政金融信用几濒破产，军用手等东西皆不为商家民众所接受，军人惟有端枪胁迫商家进行交易，这不过是抢劫的另一种形式罢了。孙逸仙几年前曾指责桂系陆荣廷踞粤时所滥印之纸币为“既无抵押，又无担保，完全是进行赤luo裸的无本生意。”而观之大元帅府所发的军用手之者，亦与陆干卿的纸钞并无二致。
看来，这两位童鞋应该是同一个经济砖家叫兽教出来的优秀生，在行事手段上，竟如此同出一撤。
所谓“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孙麾下虽人材济济，而孙治下之粤省，却实已近于太史公所谓“盗贼发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秏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谷不熟不能适”的地步。
然省城商民对客军及大元帅府的横征暴敛怨声载道，于官史中几无提及，只在与孙大炮意见不合的一些党国元老的回忆中略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