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你身为一个商人，应该也知道自由经济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货币体制的混乱对于双方的贸易不是一件好事，我方并非没有诚意，但还是希望你能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
眼见谈判就要陷入僵局，宋子也不再有所顾忌，直接开始用贸易利益进行威胁，毕竟目前政府是华联的工业产品主要采购方，同时也是各种基础资源的供应方。
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既是产品市场，优势原材料产地，对于处于生产体系上游的华联而言，如果能统一内部形势，还是可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强硬态度。
不过古月军也不上当，他知道对方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当下也不着急：“宋部，这件事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关于华元在华联的货币主导权这点无可置疑。而对于法币的购买力，却还是可以进行商议，不过还是必须通过产经联与贸易协会，这些事非我可以做主。”
军对华联的主要需求是军火物资和粮食食品，还有大宗化肥饲料等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全都是刚性需求，不会受市场供求变化的影响。
至于说拿这些东西相要挟，华联是一点也不畏惧，因为现在是党在贸易领域上处于弱势地位，就算要谈条件，也是底气不足。
双方过去的主要模式是以华元作为结算标准，中央政府通过向华联出售各种资源来获得华元，然后再用这些华元作为资金主体，从华联内部采购党所需要的产品和物资。
这自然就等于是事实上承认了华元在中国的主体地位，不过自1933年之后，这样的情况就不断改变。首先是华联进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对外贸易都是产经联统一规划，贸易协会只是在产经联指导之下的一个小部门罢了。
而另一方面，就是党中央政权开始重视法币的金融主导地位，不断强调法币的流通性和权威性。
钟泱也乐得华元暂时在华联以外的统治区内失去主流货币的地位，虽然不能借此对其他地区进行财富掠夺，但同样也因此而使华联的内部金融变得更加安全和可控。
财富不仅仅是货币，而是对生产力的最终诠释，是产品总价值的直接体现。工业生产体系比金融更加重要，而计划经济体制同样也比自由经济体制更有意义。
谈判最终都是不欢而散，宋子这次前来，还是未能达成任何有益的协定。对于华联的经济体制，他是越来越迷惑不解了。
按照最初党收集的资料来看，无论是陈泽还是刘浩然这些人，都是商人出身。并且华联的主体结构也是财阀政治，官政客反而只是政治权力上的附庸。
但正因为如此，宋子才是暗生疑窦，经过多方面的查探和了解华联内部商人的地位并不高。而且金融买卖也是限制重重，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大相径庭。
如果不是因为华联一直高调反苏反红，宋子几乎认为华联是在搞赤化体制了。不过华联内部的者、技术人员和化领域的从业者地位却非常之高，远远高于商人，尤其是从事金融投机的商人，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出路。
一个依靠工业和商贸起家的势力，居然不是重商主义发展模式，这简直太出乎常人意料之外了。
带着这些不解和担忧，宋子踏上了归途，与华联无法在货币体系上达成协议，对于党进一步的发展计划影响非常巨大。
乘坐飞机从广州返回金陵，也不过一日时间，宋子这次前往广州，可谓是一无所获。以他务实强干的性格，确实是无法接受这种结果，他也是习经济出身，对于古月军的立场也是明白。
毕竟以哪种货币体系为主导，这是一件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在西方世界，为了货币主导权而发生的战争已经不是稀奇之事。
回到金陵帝都的第二日，刚从四川回到南京的姜瑞元就紧急召见了宋子，谈论关于法币和华元兑换的问题。
“对方的口气出乎意料的强硬呢。”
因为旅途劳顿而显露疲态的姜瑞元，立身于素雅的书房内，嘴里幽幽叹息。国事维艰，他为此也是无奈，一直以来，他在国内战场纵横捭阖，麾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
从各路军阀中脱颖而出，成就如今的地位，加入生在古代，这就是真龙天子的命格，天下再无人可挡。
只可惜世事变幻，中国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地球被科技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各国的各族的气运交相勾连，牵一发而动全身。
为了能够在国内站稳脚跟，姜瑞元付出了许多，包括让中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附庸。但这并非是刻意卖国，至少在化和政治上，党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权，与红门这种苏俄忠犬完全不同。
“委座，古月军怎也不肯松口，其余刘浩然、陈泽之流我都一一征询过意见，态度竟与古月军如出一辙。”
“华联的水也很深啊，这个谜一样的势力，让许多人看不懂呢。”
姜瑞元和宋子的交谈，杨永泰也站在身侧，对此事发表着自己的见解：“委座，按照英美国家的经济师分析，华联并无能力与我军做全面抗衡。更无法与日本抗衡，哪怕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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