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一章 国内金融
世界发展到了二十世纪初，资本世界已经高度发达，但是中国还是一个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国家，即使是明朝的宝钞等等纸币也很快退出历史舞台，民国前后也多有各种纸币发行，但是一直没有成为全国统一货币也没有被市场接受，更没有现代意义的中央银行体制。
就算是华联，也没能建立起全国通行的的法定货币，而仅仅是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和信用机制，维持着华元在国内国外的强势通货地位。不过因为执行了权限值这一设定，华元的流通地位也在不断下降之中。
竖起了壁垒保护自己，同样也意味着对外购买力的下降，对于正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华联而言，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个时代的中国，作为一个最主要的银本位大国，世界银价的变动对中国的货币和经济都会产生影响。当国际市场银价低落，白银就会涌入中国，当国际市场银价提高，白银就会大量外流。
白银在国际市场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所以白银一旦大量外流，就会导致经济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而西方对于中国的金融货币战争就是通过这样的白银价格波动进行的，要控制中国的西方列强放弃这样的持续掠夺的好处，也是需要特别的背景和代价付出的。
姜瑞元积极寻求英美支持，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这里，用国家的货币主导权，去和英美国家的货币体系挂钩，以此来获得对方的全力支持。也只有这样，政府才能维持自己在国内的强势地位，并且在军事上能够抵抗日本的侵袭。
188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约27.8亿银两，老百姓税负约占国民收入的3.2。以此税率推算，根据1903年的10492万两财政收入，那年的国民总收入约为32.8亿银两。
按照32.8亿银两的国民收入估算，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总计的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某时空内开放之后的中国的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的比重2这个数据还低一点。
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国债状况并不比红朝的差，从和绅抄家可以得到9亿两的家财而言，中国的所有对外战败赔款还没有中国一个大贪官的家产多。
所以仅仅从数额上讲对外战败是不会让中国崩溃的，但是由于没有现代金融体系，中国所有的流通的白银只有6至11亿两，而中国30年代以法币收兑全国的银元，含各地军阀私铸成分极其不纯的大量劣元，所得也只有14亿元。
一块银元才是0.7两左右，这样的巨额外债下造成白银对外贬值的同时对内升值。西方列强的货币侵略极大的掠夺了中国的资源，每年外流的财富是约四个马关条约的赔款。
让列强们放弃这样的巨额利益，让中国获得金融与世界金融体系接轨，没有额外的代价和特别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在中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
1931年至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危机，西方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
甚至连华联都已经开始完全废弃银本位制度，而是建立起了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并且用权限值这样的硬性条来维持华元的自主和稳健，避免被列强渗透控制。
与政府被迫向英美交付本国的货币发行权不同，华联拥有自主的工业体系，对外贸易需求也非常之少。产经联的会员也乐得将更多地消费能力维持在华联内部，而不是对外采购上面。
但对于这时的中国而言，自甲午战争以来通过这样的纸币对白银的游戏，西方早已经在中国赚足了利益，中国的资产货币化很低，使用实银更是西方金融货币掠夺的软肋。
直到此时中国已经穷困不堪没有太多的利益可以通过金融货币榨取，同时中国的巨大人口和市场是西方倾销过剩产能的好地方，这样的情况才发生变化，如何提高中国的购买力让西方倾销产品走出危机是当时的重点。
当然，上述的地方只包括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并不包含华联的统治区和日本在东北扶植的伪满洲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英美支持中国发行纸币，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日本大量向中国资本渗透。
日本将其货币改革建立央行后回收控制的大量白银，再以资本的形式大量借给中国和投资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和在经济上控制中国，大量的中国对日借款和投资、贸易以白银计算。
同时还有大量日元贷款也是以中国的白银收入担保的，不让日本控制中国也是西方列强的战略重点之一。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诉求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国的货币改革才有可能实施。
由于金本位在危机中主要国家的破产，大量囤积于黄金市场的货币资金转入了白银市场，白银的投机造成银价的波动。
为稳定世界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八个产银或用银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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