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深受历史上侠客剑士之的感染，因而选择了一条个人英雄主义的道路。为此，他游说于相识之间，先后联络了肖佩韦、刘镇南、项应昌、裘积玉、袭柏舟、陈夔超、吴冰、倪莉茄、沈宴冰等10多位男女青年。
彼此共同形成了“内腐而遭外患”的一致认识，认为欲抵抗日本侵略，在内部就必须先除掉卖国贼。
“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成立后，即开始着手抗日除奸的多项具体准备工作。
地宫调查获得的情报比较详细，还是多亏了各种身具高科技微型设备的谍报人员潜入了党内部，才能得到不少这些资料。而经过整理分析之后，更是从中整合出了许多连党都还没有明确的信息。
这个“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发家史，都在件的卷宗内事无巨细地记录着，让钟泱一目了然。
原来在刚成立之处，这个组织所为抗日除奸的工作能否展开，其关键在于经费。而筹集经费颇为不易，因为既不能公开求助于人，自身又无经济来源。
后来，还是女青年倪莉茄将自己多年积蓄的3000余元钱捐献出来，同时倪又动员到女友周女士解囊资助，才使“除奸团”有了基本的活动经费。
而后，陈有光又通过挚友郁建中的关系，物色到一个受雇于白俄当厨师的山东人，由他以30元买100纸币的价格，买到白俄伪造精细的“交通银行”假币5000元。
这假币造得十分逼真，常人根本无法分辨)有了这两笔经费后，“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活动便进入实质性阶段。
看到这里，钟泱又不无恶意的猜想这是否是苏俄对党的假币战术，因为华联内部也出现过这类事件。追查后的矛头同样是直接指向苏俄，还有红门左派那些苏犬。
首先，他们开始准备除奸活动必不可少的武器。在四处寻觅之后，武器居然从党的首都宪兵司令部搞到了。
“除奸团”成员袭柏舟利用自己与宪兵司令部营何瑞初的关系，用了800元的代价，买到4支崭新的德造白朗宁手枪和400发子弹。
读着这一段钟泱不得不摇头叹息，党严格控制民间的武器持有，然而实际上除了穷得吃不起饭的赤贫者，能够购买到枪支的人并不少。这些从军中倒卖出来的武器，然后又用于刺杀国府的军政高层，实在是讽刺。
有了武器以后，“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确定将汪兆铭、杨永泰、唐有壬、黄郛、张群、李泽一等列为行动目标。重点放在日本人活动频繁的上海、南京和武汉等地。
“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还未开始行动，国光通讯社的狂热爱国记者贺君已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中央党部行刺汪兆铭，使汪兆铭受伤。
而汪兆铭遇刺后，主和的亲日派反而更活跃。为了打击亲日派的气焰，“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成员经过反复讨论，确定将与日本人“勾结”最紧的政府外交部次唐有壬列为第一暗杀目标。
对象确定之后，“除奸团”成员便开始调查了解唐有壬的有关情况。在杀杨永泰之前，就是这个唐有壬成了第一个目标。
当时他们还到唐的寓所周围观察地形和环境，发现唐寓隔壁一幢房子空着等待出租。他们马上以重金租下了这栋房了，并安上电话、购置家具，同时要求所有成员出入皆叫汽车代步，以避免邻居、尤其是唐家生疑。
为了弄清唐有壬的面貌，除奸团的成员们颇费了一些力气。
经过大家出谋献策，才想到南京的照像馆为了招徕生意，都有名人的放大像挂在橱窗里。于是派出肖佩韦到南京弄照片。肖到南京活动了几天，将除奸团确定的其他暗杀对象的相片都弄到了，却唯独唐有壬和李泽一的无法弄到。
无奈之下，除奸团只好采取硬盯的办法；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唐每周只回上海一二次，时间大多为周末，其服装华贵，且出入都有保镖随从。
1935年12月24日上午，发现唐已回到上海寓所，并在下午3时左右乘车外出，除奸团冒充报馆的名义给唐公馆打了个电话，证实刚乘车外出的就是唐有壬。
于是除奸团便马上开始行动，进行布置，很快租来一辆黑牌照汽车，用作行动准备。这时的上海黑牌照为私人自用车，白牌为出租车。
下午4点左右，除奸团成员刘镇南、裘积玉隐蔽到唐公馆隔壁的汽车里(预先租下的)，等待唐有壬返寓时出击。
6点左右，唐有壬由安和寺路汪宅返回世东路寓所。刚下车，还未上寓所后门的石阶，即受到刘镇南、裘积玉的枪击，唐当即身亡。
枪击唐后，除奸团成员马上坐上预备好停在附近的汽车，开往英租界，全体成员随即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广州。
1936年夏天，除奸团回到上海，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这之间刘镇南、裘积玉被法租界第二特区法院侦破，判处死刑，至死也未暴露组织。这些人虽然狂热，但并非是野心勃勃的政客，即便所做的事情未必正确，但他们的信念和意志，却不得不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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