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姜瑞元委员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
随后就是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只留下数道还明显处于错愕之中的身影。
当天夜晚，姜瑞元留宿洛阳，张汉卿的幕僚王化一，在这一天的深夜，听到武汉街头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庆祝。无数报童免费赠送的“号外”，公布姜瑞元已离开西安的消息。
南京，即使连漠然事变的民众，也受气氛的感染，不自觉地露出了舒心的笑容。次日中午，座机降落在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时，《申报》的号外报道，“场内外伫立欢迎者，达四十万人”。
27日，在黄埔路官邸，姜瑞元散步在碎石小径上。他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又从囚徒回到元首了。他却依然面无表情，只有那深邃的眼睛，透露着不可预测的决心。
这一天陪同他散步的，是刘健群。对刘健群“有所垂询”后，他下达了第一个手谕。内容赫然是停办蓝衣社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停办《中国日报》是一个象征、一种姿态，表白的是姜瑞元解散蓝衣社的决心。随后他本人下令，逮捕四川复兴社书记任觉五、《中国日报》社社顾希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人物，看似无缘无故的入狱，使朝天宫更加震恐。
任觉五和押解他来南京的几名特务还在路上，姜瑞元带着3名外国基督徒，澳大利亚的端纳、比利时的魏道明、美国的雪仆，回到奉化溪口小镇，开始8天自己选择的宗教闭关。
就在这8天里，随着戴笠、肖赞育、曾扩情等人先后回到南京，对蓝衣社的不动声色的清洗开始了。
奉命调查、清洗的，正是戴笠。
对任觉五、顾希平的审讯进行得极为简单。戴笠受命问话，任、顾两人，在“火并”后是否意欲不受“团体”控制？是否经常交谈“打倒一二三、联络四五六、依靠七”一类的话？
这番问话让两人目瞪口呆，又只能低头认罪。早在1934年秋天，这两个人就曾设想依靠黄埔第七期以后的“新生代”力量，自成一系。这些商议都极端隐蔽，谁能想到隔墙有耳？
问话结束后，这两人开始了无限期的被羁押。戴笠似乎遗忘了他们，随后，他开始调查曾扩情、肖赞育。
事变当夜，几十名侍卫死伤，身为侍从秘书的肖赞育，却一枪未发，束手就擒，并且事变中曾扩情更替张汉卿发表过广播讲话。
这两人都令姜瑞元大为震怒，训斥为“肖赞育无勇、曾扩情无耻”。由于事实确凿，处置也极为便捷，肖赞育被勒令“停职候审”，曾扩情被几名如狼似虎的特工扔进了监狱。
第四个被扔进监狱的是河南书记萧洒，河南扩充民军的声势太大、动静过于招摇，被姜瑞元认为必有异心。
富有意味的是，对萧洒，戴笠亲自主审，萧洒也似乎深有默契，一口咬定组织民军是为“稳定地方、救出校”。几天的审问后，戴笠以“似有异心、查无实据”的结论，结束了这个深不可测的审讯。萧洒与曾扩情等人成了难兄难弟。
紧接着，轮到了蓝衣社书记邓仪。
邓仪的立案名目，掩耳盗铃得令人哭笑不得。罪名之一，是邓仪担任书记期间有“贪污”嫌疑；之二是“乱用经费”。
“贪污”嫌疑有两条线索，在1936年时邓仪在南京盖了一所极气派的洋房，以他9年的每月区区400元薪水，即使不吃不喝，也积攒不下这样的一大笔钱。
同时，邓仪的父亲这一年在湖南曾被土匪绑票。姜瑞元在溪口召见了他，当着戴笠的面怒斥：“你如果不是贪污，你哪得钱盖这样大的洋房子？如果不是贪污，找了很多钱，为什么土匪会把你的父亲绑票？”
“乱用经费”针对的则是事变期间蓝衣社的开销，这时朝天宫共有经费20多万元，事变中，蓝衣社派遣数十位“代表”分赴各地，并频繁组织大型群众集会，这笔经费被花得荡然一空。
姜瑞元认为，这是“以国家资财，佐济不可测之居心”。
不论是按照国法，还是蓝衣社的纪律，两项罪名坐实的话，邓仪都可以被判处死刑。但姜瑞元决定“法外容情”。他先是剥夺了邓仪一切职务，随后又勒令他进行检讨。
几十年后，邓仪的儿子邓元忠写到，“至于邓氏还遭何处分无从得知”。以父子之亲、数十年光阴之漫，仍然“无从得知”，可见邓仪当时煎熬之深，几十年里一直视为隐痛。
然后，是贺衷寒，这个在整个事变中最为活跃的主战派头目。
一直到1937年2月，姜瑞元才公开露面。他或者在平静的溪口，或者在杭州西湖的别墅，轮番召见大小官员。许多官员见到他后，都窃窃私议道，“委员老了许多”。
似乎那惊涛骇浪的14天对他的折磨，使他提前变成了一个老人。
这期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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