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
以上两种看法都是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政府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既是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
但如果停战条约在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其结果是姜瑞元被迫默认了宋哲元在华北地区玩轻度自立，使得满洲国与政府之间都有了一个可以作为缓冲的区域，维持着虚假的和平。
汪兆铭的对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清一色的侵略扩张派，也有主张与中国和解的主和派。
但中日两国的情况一样，都是强硬的主战派占据绝对上，中日两国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国民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汪兆铭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以至于党内反汪的呼声日渐高涨。
1937年以後，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此后宋哲元颇受日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干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政事来回避责任。6月21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二十九路军实行收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然后就是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一直以来，姜瑞元在党内部，都是主战派，与汪兆铭的主和派路线大相径庭。
排除了一直隐藏实力的华联，这时的政府若要全面抗战，结果只有两个：牺牲或者投降。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但却不得不面对。
如果没有后期美国和苏俄的介入，日本灭亡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历史上元灭宋，清灭明，都是死了百分之一的血性汉子，其余之人便沦为外族的奴隶，从无二致。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西方列强对中日战争大都持旁观态度，只有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国要求《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开会讨论制裁日本违反《九国公约》的侵略行为。
1937年11月3日，《九国公约》签字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会议特邀的苏联代表表示支持中国，主张各国对日本进行集体制裁。但美国代表却说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国出面调停，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代表的态度不要偏激，以免影响调停，刺激日本。”
别看现在全中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
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牺牲。为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
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中国後来抗战的结果，的确应验了这一句话，大多数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为第一目标，真正勇於流血牺牲的人是极少数。
姜瑞元也明白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只有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借助外队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步棋，这就是所谓的“引虎赶狼”，外队不会无偿帮助中国打仗，其索要的代价可能也非常高昂。
后来苏联出兵东三省帮中国赶走了日本人，但作为代价中国不得不将外蒙古交给苏联，外立也正是姜瑞元借助第三国抗日所付出的代价。
现在看来，中国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
在中国，主和的汪兆铭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於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
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日本在战争时，也是一片主战的狂热叫嚣，但主战派尽管主张战争，却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日本战败遭到割地赔款的苛刻制裁後，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们才开始后悔当时没有听从主和派的劝告，才开始批判当年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
不过原本的时空里，中国是党国教育体制，化历史都被党“指挥”着，像这种言论，断然无法出现。
1929年美国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特别严重的是美国和德国，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后经济也陷入极度的萧条。
经济大恐慌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体制失去信心，国家统治的计划经济被很多人看成是解决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
1930年代苏俄计划经济的成功已经非常令人瞩目，德国希特勒上台后搞准计划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也使德国在两年之内就走出了经济危机，这些都使人们更加怀疑资本主义体制的后进性。
苏俄式的赤色主义体制，德国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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