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lt;!--内容--&am;gt;第三百八十七章 和平谈判
1938年的亚洲，都被各种愤怒与仇恨所扭曲着，中国与日本这两个统属华夏化圈的国家，却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征战不休。
中国内部现存的几大势力，分别党、红门与华联这三大政治势力。党内部派系驳杂，有着是旧时代军阀的苟合的产物，矛盾不断。
至于红门，则是因为姜瑞元不得不借助苏俄的援助，所以才容忍了这些流贼的存在。
三大势力之中，论人口和资源优势，华联并不算特别突出。但说到工业实力，却是绝对的第一，甚至在多项军事技术领域上，已经超越了列强国家。唯有产量还有些不足，这是因工业根基薄弱的缘故。
日本在狂热派军人的引导下，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只剩下“焦土战”这条严酷的道路。
目前在正面战场上抵抗日本的党的军队，无论是华联还是红门，都自按兵不动，静静等待着两败俱伤的时刻到来。
由于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非常不利于打持久战，所以姜瑞元就把希望寄托于用持久战来拖垮日军。
当然日本也明白本国资源有限的弱点，提出了“以战养战”，用中国的资源打中国人的设想。姜瑞元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的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
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1938年6月9日，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不久，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沙大火后，汪兆铭就对当时主政党军的姜瑞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认为所谓的焦土政策，烧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会变成汉奸呢？
若像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己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处理？
带这些人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
非要做出一个比较的话，姜瑞元是一个冷酷的君王，而汪兆铭则是一个温暖的政客。他们为了各自的理念，采用着截然相反的举动，很难说到底谁是爱国谁是卖国，唯一的区别或许在于道路的不同吧。
焦土政策的残酷手段，让汪兆铭越来越怀疑“牺牲”这两个字的意义。
中国的老百姓从小到老都在劳动，田地和工厂接受了他们的血汗，等到血汗用尽了，生命也完了，就离开了世界。那好比火炉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贡献出来，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时候，不讲情面的铁铲就把它们铲出去，不让它们再在火炉里停着……
汪兆铭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
抗战的目的是？法国国王还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鸡吃，党的领导人想到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最大牺牲者不就是那些连鸡肉的滋味也不的平民百姓吗？
军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养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
这一连串的疑问，无时无刻不在拷问着汪兆铭坦荡的内心。他不是一个可以高座庙堂而冷酷计算得失的国君，更不愿意成为所谓的救世主，他只是一个关心百姓生活的人。
内心温柔的他，越来越觉得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
当然，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兆铭一人。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
“低调俱乐部”是胡适起的“雅号”，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周佛海说红门、山西派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抗日是干倒姜瑞元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姜，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
姜瑞元也不傻，他打算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姜瑞元的高调，逼着姜瑞元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
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汪兆铭他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
1938年9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汪兆铭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的主要焦点在于两处，也即是委员姜瑞元等主战的结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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