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九章 兵临城下
安徽合肥，日本扶植的伪维新政府行政院大楼内，各路高官齐集一堂，为江对岸的华军动向而争吵不休。
维新政府以梁鸿志为行政院兼交通部，温宗尧为立法院，陈群为内政部，陈箓为外交部，陈锦涛为财政部，王子惠为实业部，陈则民为教育部，任援道为绥靖部，胡礽泰为司法部。
以上阁僚多为过去北洋政府中的要人与官僚，社会号召力并不大。“维新政府”的所有政务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未经与顾问协议，“维新政府”不得施行其政务。
行政院会议内容及决议案，均由顾问事先按日方意见定调。连伪政权这群汉奸的生活起居，也要受到日本顾问的监视。
即便是大军北调的现在，合肥城内依旧由日军的一个大队负责保护，其实也是监视。别看在座的伪政府高官各个吵得面红耳赤，但眼角的余光都是贼溜溜的瞄向那几位默不做声的日本顾问。
这一个大队就有1100名士兵，但却可以有效弹压着伪政府那数量超过五万的杂牌军，梁鸿志这人官瘾很大，虽然读了数十年圣贤书，但功利心非常强烈，不然也不会主动与日本人接洽，出任伪政府首脑。
但是现在他有些后悔，深恨自己当初的决定太过仓促。
华联的强势崛起，使得伪政府如今人心离散，本就是一群吹两边倒的墙头草，哪里能经得起考验。三日前南京方面的华军频繁调动，恐怕十万虎贲不日就可渡过江，肯定是意在合肥。
满城上下如今都是人心浮动，用屁股想都能想得到，想要反抗那是找死。但此前犯下的可都是通敌叛国之罪，正为如此，所以才没有人开口提议投降的事情。
再加上日本顾问们的表情都是阴霾，大部分高官的人生自由和家人都被日军紧紧捏着，更不敢有所异动。
梁鸿志本是个投机政客，他官瘾甚大，用当时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伤于局度褊狭,用世之念太急。功利贡高之心牢固于中,不能自拔”。
1937年12月,以王克敏、汤尔和等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时,王克敏曾电邀梁鸿志北上做官,但梁见“临时政府”中有“油水”的职位已被瓜分殆尽,心下不满,加上宜兴人徐遂初给其算命说他“岁在戊寅,东山再起,位至阁揆”,便对邀请不屑一顾,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在华中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新“政权”,与王克敏等人平起平坐。
恰好日本人此时也正在华中加紧组织汉奸政权,经李思浩引荐,梁鸿志与日本人搭上了关系,双方一拍即合。
1938年2月中旬,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机关臼田宽三正式决定由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三派旧人马组织政府。眼见着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一国之君”了,梁鸿志很是得意,他开始绞尽脑汁地抬高自己的身份,居然恬不知耻地想把新政权的名称定为“中国民国政府”。
旗帜也采用革命党的青天白日旗,首都定在南京。梁鸿志想以此表明其即将组织的政府才是革命政府的合法继承者，暗指王克敏的“临时政府”也是他的下属。
孰料,日方认为革命党是日本的敌人,不允许采用它的旗帜。就在梁鸿志等人为“建国”而积极活动时,华北汉奸集团出面干涉了。
无奈,梁鸿志只好在字上做章,把政权名称改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他看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等值的,而且从表面上看也分不出来它们谁是“中央政府”谁是“地方政府”。
不过屁股都还没坐热，浙江省被华军光复，上海、南京相继丢失，才刚刚成立的伪政府就不得不“迁都“合肥，仅仅能控制小半个华中地区，苟延残喘至今。
生得圆面大耳，一看就知道是肚满肠肥之辈，但他不是个草包。相反，梁鸿志为人机敏，更是饱读诗书的有之士。身上常年穿着满清的衫马褂，都是丝锦织造，华贵非常。
并且相貌堂堂，更有读书人的涵养气度，卖相不错。
温宗尧目光深沉，不动声色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发一言。他是立法院院，但职权基本等于没有，仅仅是日本人的一个传声筒。不过人在屋檐下，倒也不敢把这种心中的不满表现在脸上。
日子久了，便养成了阴沉抑郁的气质，像毒蛇一样，让人不愿与之亲近。
最近几日，华军到来的消息走漏，早已是弄得满城雨。原本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民众的内心就有诸多不满，现在更是沉寂爆发出来。
并不是因为日本人的压榨，恰恰相反，日军除了在早期出现过短暂的混乱和烧杀现象后，自伪政府建立以来，都妥善的约束了军队纪律。现在日占区的中国平民，生活指数比之过去革命党统治时期有着不少提升。
从这一点上来看，建立起伪政府的确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对于敌占区的百姓而言，就是这样一个讽刺的事实。
合肥到南京只有不到一百八十公里的距离，如果是按照第五军团的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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