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流江一听，顿时乐了：“伱怎么就认为人人手里有枪，天下就会打乱？”
“这是我在村里听教书先生说的，他对联邦的这项法案一向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不符合教化百姓的治国之道，更认为这样会让百姓好勇斗狠，持枪行恶。”许成回想起以前的日子，一股脑的全说了出来。
“那么他买枪了吗？”俞流江不问其他，只提了这一句。
“买了啊。”许成想当然的回答着。
“这不就结了嘛！”俞流江猛敲了一下许成的脑壳，“他嘴里吹得天花乱坠，还不是自己也买了枪？”
“啊，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啊。”许成摸着发疼的脑门，还是迷惑不解。
旁边的周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立马站出来指着许成的鼻子，“伱这个呆瓜，真要是反对这个法案，他干嘛自己也买枪呢？一看就知道，他是反对其他人买，那些他看不起的穷苦人家！”
周彬的家里，原本也是地道的农民家庭，后来父亲去技校了一门手艺，慢慢成为技师，整个周家的生活环境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就连一些本村的地主老爷，也对在大企业担任技师的周父笑脸相迎。
这种事，在前清和民国时代，以他们家的出身，是想都不要想的。
作为过来人，周彬对于政府颁布持枪令这条法案感触最深，收益也最是直接。“想当年。村里头只有那些豪强地主手里有枪，所以才能雄霸一方，一般人家就算吃了亏，也是敢怒不敢言。哪像现在。”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坏人想要搞到枪，那是怎么都能搞得到的，所以政府才颁布法令，让人人手中都有武器，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这是上天赋予的权力，任何人与组织不得剥夺。
人人手里有枪。恶徒想要行恶也须自己掂量一下后果，因为说不定就会死在看似温顺的“猎物”手里。而权贵阶级，在压迫和欺凌弱势群体的时候，更是要思前想后。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换来匹夫一怒血溅五尺的下场是否值得。
“况且也不是人人都可持枪，伱需要有固定的工作和居所，并且保证履历档案中没有不良记录，否则伱也是办不了持枪证的。”俞流江在一旁补充着周彬的话，让许成听个明白。
“就算持有枪支。伱也不能带枪走出伱的房子，在公共场合持有危险工具可是重罪。”这一点，哪怕是军人世家子弟出身的黄猛也心有余悸。
他的父亲是高级军官，自然可以持枪上街。但其实也不是说去哪都行，而是指他可以佩枪。在往返于家中和军营的路途间。如果不是工作时间，也无权带枪出门。这是国家的明律法。
四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对于国家的变化看在眼里，不过他们想的还不够深入，没办法理解这个法案对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
后世许多人对于美国和中国为何在枪械买卖上的管理如此不同而感到奇怪，同样是作为人口大国和政治大国，两国在基本的政治理念上却有着如此巨大的分歧。
这其实是基于各自的发展历程以及权力结构的不同所导致的，联邦体制的国家，权力源自每一个地区，以及哪个地区的民众。
历史绝不会告诉伱，自由和正义出自于力量，伱没有力量，那么伱的公义就无法伸张，伱的自由更是只能期待别人的施舍。
几千年来的集权政治传统，导致国家当权者迫切需要巩固政权的稳定和自身的利益，这自然就不允许底下的人民拥有反抗的力量，也因此而进行精神上的软化以及物质上的限制。
在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下，武器管制条例变得相当严格，古代对刀枪，弓弩，战马和盔甲进行严格管制。进入到近代和现代，民国革命政府有对民间的枪械持有进行严格限制，不过因为本身统治能力的薄弱，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倒台了。
直到换上了目前的华夏联邦政府，几千年来制约民间武力的政治枷锁终于被打破，不仅是有权有势的豪族世家，还是一般的华夏公民，都拥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力量。
华夏联邦的宪法明规定：凡我华夏贵胄，手中岂可没有兵戈？历代都恐民事不稳，然至今日，为强国民心志，联邦立下新法，民众且掌握必须之武力，这是为了能使百姓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被肆意宰割。
革命政府总说自己可以保护国民，所以让底下的民众放下武器，接受新政府的统治。但是从孙逸仙时代开始，革命军外敌没有杀过几个，屠杀自己人倒是勤快得很。
广州商团事件，西关十里，只杀得血流成河。为镇压粤军，驱民为盾，又是尸横片野。这样的政府，自然不希望民众能够有所选择，他们只要一群温顺的羔羊就可以了。
所以自汉代之后，历朝统治者才会纵容佛教，弱化中土的民心志气，结果一千多年下来，华夏贵胄成了不知反抗的温顺羔羊，但有一丝活路，就不起身反抗。
最严重的是满清入关，汉族百姓宁愿生活在屈辱之中，也不愿意起身反抗。真正有骨气的，早就被屠杀殆尽，这样的中国，难怪被明治维新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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