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扈虽处于绝对的强势，不知道要在江淮一线对峙多久，要填入多少尸骸血肉，才能稍稍稳住阵脚。
徐怀此时是完全没有争权夺势的心情。
回到淮源，他与众人甚至都担忧防线太长、防区太大，会过度摊薄楚山有限的精锐战力，却不得不采取虚外实内的防御策略。
而现在就算襄阳给他再多的钱粮、编制，徐怀他也不愿意一下子将兵马规模扩编太大。
楚山目前仅有七千能战之力，在徐怀看来，扩编到一万五千到两万人左右较为合理；倘若无限制的扩编，只会造成军队战斗力严重下滑。
却是周鹤、高纯年以及顾蕃这些人，即便都亲眼目睹、清醒意识到当前的形势是何等的恶劣，但还是摆脱不下骨髓深处以文御武、争权夺势的烙印。
徐怀无法改变周鹤、高纯年以及顾蕃等人什么，便索性将光州东部，包括淮川、光山、璜川及九里在内的三县一关，原定纳入楚山行营防区的东段部分，交给宣威军防守，以便宣威军在从荆湖北路诸州兵抽调兵马组建之后就能保持接敌，锻炼战斗力，共同分担赤扈人即将施加过来的强大军事压力。
荆湖北路在并京西南路部分州县之后，所辖县域六十余处，民户逾五百万口。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着荆湖北路出钱出粮之外，也应该直接从荆湖北路直接征调兵马参与对赤扈人的抵御战事。
虽说武威公赵翼还在前往青州的途中，但考虑到鲁王一系在青州、齐州所面临的迫切威胁及军事压力，说服他们调集兵马南下到徐泗寿楚等地布防，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到时候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将合并为淮南路，连同淮河以北的徐泗青沂等地都交由鲁王一系自领、自筹钱粮。
襄阳所直辖行营及诸军兵马的钱粮补给、扩编，在蒲坂议策的基础之上也有所调整。
景王在从蒲坂动身之前就派往川峡四路的信使，目前都陆续赶到襄阳。
川峡四路目前虽说还是受士臣集团绝对控制，但大多数官员都还能清醒认识到当前的形势下，拥立景王在襄阳登基组织兵马抵御赤扈人，是最明智的选择；他们也很清楚唯有高峻阳、郑怀忠守住陕西、河洛，川峡四路才能避免战火的波及。
因此，陕西、河洛行营从川峡四路征调钱粮支撑前线作战的计划保持不变，并同意各调派一部兵马北上，接受陕西、河洛行营的节制。
对蒲坂议策最大的调整，就是蔡州不设行营。
张辛、邓珪所部、太原守军合并襄阳府军，组建左右宣武军，与左右骁胜军，都归由襄阳直接统辖。
兵马大元帅府设都行营司，作为左右宣武军、左右骁胜军的直接统兵机构。
周鹤、顾蕃以长史、从事中郎兼领都行营使、都行营副使作为正副主官，维系士臣统领军队的传统；大将文横岳提举军务，负责都行营司日常事务。
邓珪、张辛、刘衍、杨麟出任四军统制。
胡楷以大元帅府司马辅佐景王负责军政及兵马征调等事。
周鹤、高纯年、顾蕃等人最初想着以徐怀任天雄军统制，归由都部署司直辖，驻守桐柏山及外围城寨，仅统领军务，而地方官员还是由襄阳直接任命。
最终还是景王与胡楷、许蔚、钱择瑞以及朱沆、王番等人坚持将楚山划为战区，设置行营。
汴梁未陷之前，诸部禁军辖十厢五十营军卒，满编约两万五千余众。
目前都行营司直辖的能战之兵有限，襄阳府军看似有两万之众，但在景王等人的坚持下，这些人马都要汰弱留强，原京西南路都部署司所辖的军将，没有经历战火的淬炼，也都要降一到两级留用。
除开钱粮有限外，襄阳将臣也都能意识兵贵精不贵多，因此左右宣武军左右骁胜军都暂编六厢三十营军卒。
楚山行营以天雄军为正军，也仅允许编六厢三十营军卒。
虽说襄阳目前不会立时推行募兵制，但襄阳可尽可能通过赏功钱等种种方式，保证每年往楚山输供五十万贯钱粮。
当然，除了天雄军作为正军外，楚山行营还可以编练厢军、乡兵作为补充，但兵甲粮饷就需要从地方自筹。
行营除了徐怀兼领兵马都总管，总领楚山军政事务外，徐怀所推荐的行营僚佐人选，也都原封不动得到襄阳的认可。
朱沆这次过来，也携带一批任命状。
史轸、苏老常兼领行营左右长史，率领诸参军事统管仓储、工坊、屯田、营造、官牧等事。
徐武江、陈子箫兼领左右司马，率领诸参军事统管操训、兵籍、赏功、刺探等事。
徐武碛兼领马步兵使，统领马步兵院总监行营军狱及刑罚等事。
以唐盘、徐心庵、王宪、韩奇、唐青、殷鹏为都虞侯，统领天雄军六厢正军。
在天雄军六厢正军之外，另设一厢侍卫亲兵，王举以都指挥使执领。
楚山行营行虚外守内之策，程益出知淮源县，统领淮源民政、刑狱等事；史轸兼知信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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