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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徐徐图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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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没有办法,也怨不得你们——其人要是容易对付的,这些年也不会声名鹊起,骗得皇兄如此信任了!或许是朕操之过急了……”

见汪伯潜、顾藩二人站在殿中连连告罪,绍隆帝叹了一口气,说道。

见绍隆帝也认识到事促难成、意识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顾藩这才顺着他的话说道:

“先帝在位时,郑怀忠嚣张跋扈、屡诏不从,先帝也是戒急用忍,选其女入宫伺候以安其心,加官晋爵,累至温国公、枢密副使、原州节度使,直至其罪行昭然而以遗诏除之。靖胜侯恃功骄横,殊可恨也,但此时朝廷内忧外困,淮南未固,朝中士臣人心向背难测,朝廷又需要倚仗楚山庇护荆湖,陛下更当徐徐图之,不能急于一时……”

不管他们暗中或当着淮东军将的面如何散播郑怀忠、郑聪父子乃徐怀设计所擒,但他们并不怀疑建继帝遗诏有假,也就不能在朝堂之上公开抹除徐怀诛除郑怀忠、郑聪父子的功劳。

而当下不管他们揣测徐怀如何居心叵测,组建南蔡招讨司协同荆南荆北进剿洞荆贼军的征调令,乃是绍隆帝以嗣皇帝的身份授意枢密院签发。

葛伯奕在荆南招抚洞荆贼军迟迟没有进展,朝廷就没有办法公开指责徐怀借修堰锁敌之名行鲸吞荆襄之实。

而最为重要的一点,葛伯奕此时不能招抚洞荆贼军为己用,淮东军心不稳,御营使司直辖三支禁军人心难测,此时保持沉默的高峻阳、顾继迁也未必没有更大的野心,朝廷实在没有更多钳制楚山的手段。

在顾藩看来,朝廷不仅不能对楚山急于图穷匕见,甚至还要尽可能避免楚山狗急跳墙。

“依卿所见,当如何徐徐图之?”绍隆帝沉吟问道。

“陛下当以稳固江淮为先,两湖以固藩屏为辅,”

顾藩长期在地方任事,累经略使,于襄阳拥立建继帝登基才入中枢,其能力与见识在当世也是能称得上一流的。在绍隆帝认识到帝王权柄并不能为所欲为之后,他也就稍稍掏出心窝子,为绍隆帝分析局势……

建继帝迁都建邺,主要就是看到大越想要保住半壁江山,基本盘就是在淮南、江南及两浙六路,面对赤扈人的威胁时,淮河中下游防线绝不容有失。

在顾藩看来,绍隆帝想要稳固根基,第一步还是得将江淮两浙六路的形势牢牢掌控手里。

而荆南、荆北两路,则是建邺的藩屏。

虽说在这一点认识上,顾藩与魏楚钧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但因为形势的复杂,他不觉得朝廷此时能够双管齐下,在同一时间解决掉所有问题。朝廷当下要做的,首先还是稳固江淮及两浙的形势。

淮东军将大多数都已经选择与郑怀忠、郑聪父子划清界线,但很难相信淮东军将的人心就已经稳定,从此之后就会心无旁鹜的效忠新帝、效力朝廷,没有其他什么想法。

他们现在也无法想当然的就认为以楚州为核心的淮河下游防线可以高枕无忧了。

更何况驻守拱卫建邺的三支禁军,就在卧榻之侧,绍隆帝都无法信任,做什么决策都投鼠忌器,又怎么可能有余力对付势力已成的楚山?

以首要程度,顾藩主张绍隆帝委任文横岳出任淮东制置使,调邓珪为制置副使,共同守御淮河下游;以韩时良接替杨茂彦出任淮西制置使,以刘衍为制置副使,与韩时良守御淮西。

“使文横岳执领淮东?”绍隆帝有所迟疑的问道。

“文公是与楚山交情深厚,回京为先帝服丧之后就托病留在京中,确实是有回避徐怀之意,但文公对朝廷忠贞之心,微臣以为毋庸置疑,甚至会为回避楚山而心存愧意,对陛下更死心踏地,”顾藩说道,“汪相觉得呢?”

“没有更合适的人选,陛下用文横岳治淮东,倒也不可,而文公声望也高,也能镇住淮东诸将躁动,”汪伯潜说道,“不过,调邓珪任淮东制置副使,顾相是怎么想的?”

“邓珪与靖胜侯是旧识不假,也曾一同追随先帝守御巩县,但邓珪脱颍于营伍,却与靖胜侯没有半点关系,纯粹是得先帝赏识,甚至靖胜侯后来居上,也未必令邓珪心里舒坦。先帝即位于襄阳之后,邓珪向来注意避讳,与楚山没有什么交往。邓珪近来除了刻意结交礼部侍郎晋庄成等南阳籍士臣,又多招揽南阳籍士绅为己用,更可见其心迹,”

顾藩担任京西南路经略使多年,唐邓二州并置南阳府,宁慈、周运泽等人都是他力荐任事南阳,他对南阳的情况要比其他执政大臣更为了解,说道,

“至于南阳士绅,想必陛下也知道先帝欲重置京西南路,反对最为激烈的就是南阳士绅吧?”

要说旧识,朝堂内外有谁跟楚山不是旧识?

他们所要防范的,是跟楚山有利益勾结或“志同道合”之辈。

在顾藩看来,邓珪是与徐怀等人早就在桐柏山剿匪期间就有合作,但建继帝于襄阳登基之后,不管邓珪是出于避讳,还是妒忌楚山傲人的战功,又或者对楚山种种作为的不认同,与楚山保持距离,却又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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