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泽贤大脑的生命体征一天天恢复。
到3月2日，已基本处于康复状态。
但脑电图显示，大脑的活跃度始终不高，并没有持续有效的信号输出。
黄克俭和高玉德通过对大脑各区域频繁的刺激，仍然没有信息反馈。
3月7日那天，黄克俭与高玉德商量，决定尝试让林泽贤的大脑看一场电影，而且是一场有声电影。
说是“看”电影，其实只不过是分别针对林泽贤大脑感受音频和视频的部分，用打孔计算机传输一组二进制电码而已。
电影只是一个极短片段：开国领袖站在东古国中央政府城楼，说东古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段视频虽然简短，但要传输给林泽贤的大脑，却是一件十分繁琐的工作。
他们将“领袖站在城楼，政府城楼前广场人山人海，旗帜迎风招展”这段文字描述翻译成二进制语言传递给视觉神经系统。
又再将“领袖说，东古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段文字描述翻译成二进制语言传递给听觉神经系统。
即便是这样，二人完成一遍信息传递，也用了3个小时时间。
打孔计算机运行速度十分缓慢，“咔咔咔”吃力地一个码一个码打孔输出。
一长串打着圆孔的纸带在桌上叠了高高一摞。
然后，黄、高二人又手把手地将纸带传递进读码器，“嗞嗞嗞”地一码一顿地读取。
“这个速度，林泽贤即使看到视频，也满是雪花点。听到音频也是拉长的拖音吧？”高玉德叹了口气。
“不怕慢，只要看得到、听得到，”黄克俭说：“关键是他要学会操作系统。如果不能用计算机的语言来接收和理解二进制代码，他的世界就只能是雪花与噪音。”
二人看那脑容罩里林泽贤大脑，没有一丝反应。在房间里日光灯的映衬下，就像一件雕塑作品陈列在那里，苍白而无生机。
二人虽然失望，但在预料之中。
“只要大脑活着就有希望。大不了，明天我们给他放中国电影《刘三姐》。”黄克俭道。
当夜，高玉德值班。
第二天早班时间，是谭芳芳按门铃将高玉德叫醒的。
除了值班员外，谭芳芳每天都是第一个到。
她必须每天早上定时检查大脑的生命体征情况，并针对大脑生存情况对营养液比例进行微调。
高玉德开门让她进来后，就拿了脸盆去卫生间洗漱。
可他还没有到达卫生间，就听到谭芳芳在尖叫！
他立即冲回到实验室，见谭芳芳一脸不知是惊恐还是惊喜的表情，睁大着双眼，指着打孔计算机方向。
顺着她的指向看去，高玉德也吓了一跳。
在打孔机下方的地面，是一大堆打过孔的纸带！
这是一个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时刻！
如果不是打孔机本身出了问题，那么就是人机交互系统出了问题。
如果两者都没有出问题，那么——就是林泽贤的大脑向外传输了信号！
很快，项目组的全体人员就位，全面检查大脑健康情况、仪器装备运行情况，发现一切正常。
于是，大家试着翻译那一堆打孔的纸带，看看到底是输出了什么信息。
通过读码器翻译，耗时2个小时，翻译出来的结果是“……，……’……。……”。
项目组经过激烈讨论，在排除各种因素之后，一致认为，可以考虑把输出信号视为是林泽贤大脑对外部刺激的一次反应。
导致这次反应的刺激可能是开国领袖城楼讲话的那段所谓电影。
唐一明决定，一方面继续用电影的方式予以刺激；另一方面，立即向国防部请求紧急增派专家，购买更先进装备，全力争取更大成效。
3月8日报告送出。项目组继续夜以继日试验。
黄克俭真的给林泽贤大脑“播放”了几段《刘三姐》。
打孔计算机仍会偶尔输出信号，依然是无法理解的标点符号。
3月12日上午，大家正紧张工作时，刘长风突然冲进来拉大家去听广播。
国家广播电台传来惊天悲闻：伟大的开国领袖于1976年3月12日在帝京逝世，享年96岁。
项目组不知道是怎么回到试验室的。
伟大领袖逝世，顿时让大家失去了主心骨，担心国家会怎样，单位会怎样，家庭会怎样，个人又会怎样。
悲伤让大家对刚刚取得的可能是人类人机交互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也全然提不起来兴趣。
唐一明毕竟是项目组长，他鼓励大家，纪念伟大领袖的最好办法是要化悲痛为力量，克服困难，把握机遇，利用林泽贤这个绝好试验对象，争取更重大突破。
项目组在唐一明领导下，陆续从悲伤中冷静下来，回到试验岗位。
必定是因为发生了重大变故，国防部迟迟没有批复唐一明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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