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道乾曾在今日泰国的北大年港、当年独立的小邦大泥国（渤泥国）建立定居点，但被明政府联合暹罗、柬埔寨和澳门的葡萄牙人所消灭。林凤本来有望占领马尼拉，但由于得不到国内支持而被西班牙人消灭。
为什么洋人的海盗在强国富民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今被认为是英雄，而我们的海盗当年一点也不比洋人的差，却不仅没有起到任何强国富民的作用，反倒当时死无葬身之地，今日我们仍羞于提起？
是我们的海盗太与政府对抗了吗？并不是。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海盗都是逼上梁山，而且上山后所惦记的还是招安，想要当一个听话的商人。从王直到郑成功，从林道乾到林凤，都有受招安的历史。他们的受招安也是诚心的，再次为盗，还是政府不信任给逼出来的。
是我们的政府不想扩张吗？也不是。那个时候的世界处在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哪个国家不想侵略别人，扩充自己的版图？如今的大国，哪一个不是吞并其他小国而形成的？纵观历史上的中国，强大的时期也要外出侵略、兼并，只有弱小时才以求和为主。那个时代，扩张是人性在国家层次上的表现，也无可厚非。
是中国的航海技术太落后吗？更不是。¤¤¤¤，≥.●.ne⊕t中国人早就发明了指南针，起码在明代之前，中国的造船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郑和能远航到东非沿岸，靠的正是先进的航海技术。
是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吗？是中国人缺乏航海的传统吗？是中国的内陆足够广阔，无需海外扩张吗？……这些都不是。
中国的政府没有进行海外扩张，更没有利用海盗去通过海外掠夺实现强国富民，仅仅是因为中国人的黄土地化。黑格尔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历史哲》中说：“中国、印度、巴比伦……占有耕地的人民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明，现在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何种程度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是由其他民族把它们寻找和研究出来。”黑格尔的结论是：“西方明是蓝色的海洋化而东方明是土黄色的内陆化。”
曾经有种广受争议的说法，把中国化概括为与蔚蓝色化相对的土黄色化，并指出。中国的未来要走向蔚蓝色化。今天看来，这种说法尽管难免有激进偏颇之处，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几千年中国化的问题。
我们不能否认传统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也不能不看到，传统化的死穴是保守与封闭，是对外来化的排斥。认识不到这一点，中国就无法全面现代化。今天的种种进步，不正是与世界接轨的结果吗？市场经济，人权与自由。科与民主，这些都不是传统化中固有的内容，这些年来我们习了，接受了，不就进步了吗？
从商帮的历史来看，我们有前资本主义社会最发达的商业，明清时有在今天仍有影响的商帮。这些曾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这些萌芽没有成为参天的资本主义大树。甚至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就迅速凋零了，其原因还不是这块保守的土黄色大地吗？在化上。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固守自己那一套不合时宜的化，拒绝习外来化，不接受全世界都承认的东西，哪能保持并发扬自己的传统化？只有以普遍价值为指导，自己的特色才会有声有色。永葆青春。今天我们研究商帮时应该思考的是，土黄色化如何影响商帮，又如何消灭商帮。
土黄色化往往自闭，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的制度作为最好的制度。认为其他国家与民族都是尚未开化的蛮夷。这种化正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想在蔚蓝色化之外，从自己的土黄色化中寻找现代化之路，却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方向不对，找的路子也是歪路、邪路，最后仍然是远离现代明。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此曲折，百余年而没有进步，还在于拒绝蔚蓝色化的方向不对。
仔细想来，保守的土黄色化也并不是中国固有的化传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虽然中国传统化的基础儒家化产生于春秋，到汉代成为官方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但直到明代之前，还不是那么保守，那么固步自封。
汉唐两代的强盛，正来自于开放。尽管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是陆地的开放，但已为中国吸收了从物质到精神诸多丰富的因素。宋元两代，除了陆地上的化交流外，又有了海上交流的内容。尽管那时蔚蓝色化还没有形成，更多是中国化的出口，但对外来化决不排斥。宋代的理已经曲解了孔子的儒，但还没有从思想变为实践，无论统治者还是人民，都只把它作为一种说而已。
变化的关键是在明代之后。明初的海禁放大了传统化中的不利因素，保守、狂妄成为主旋律。从那时起，我们就无缘与蔚蓝色化交流，偌大的中国成为与世隔绝之地。到了清代，这种特点更为明显也更为固执。
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国人并不是向外部习，而是更为强烈地抵制外来化。即使要习，也是“中为体，西为用”，用西方的技术来维护本位明，而不是吸收蔚蓝色化。直到今天，这种意识形态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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