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918:10:43
在石原辞职后，多田骏继之而起，成为稳健派的核心人物。
这位曾经的强硬派，耳朵边一直回响着石原离去时的那句警告：注意苏联，注意苏联！
从前急功近利的头脑，不得不稍稍冷静下来：击败中国看来问题不大，如何抽出力量来对付苏联，才是接下来需要密切关注的。
因此他提出，中日之战打到现在，“将是媾和的最好时机”，如果失去这个时机，短期战争就会变成长期战争，这对日本是不利的。
既然军部都有这种想法，近卫内阁也认为，趁着日军在淞沪和华北战场皆取得阶段性大胜的契机，应该见好就收，把“胜利成果”以国家之间的条约形式确定下来。
此时，由于日军在中国战场还未取得“决定性胜利”，确实有一部分日本人认识到中日之战应该适可而止，理由之一是中国采用的是募兵制（采用征兵制时间不久），都是职业兵，不牵动农工商，而日本采用的是征兵制，伤一兵就少一民，所谓劳极思息，对工商业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绝不宜于持久作战。
多田骏和近卫内阁由此给出的价码是，若要议和，内蒙必须像外蒙一样建立一个“地方自治政府”，华北和上海的“非军事区”则须有所扩大。
显然，这样的要价，如果放在“九国公约”的会议桌上，是很难通得过的，所以才要“秘密和谈”。
苏州河相持战持续几天之后，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说假如中国直接提出和平建议的话，我们也不会拒绝。
这就是在放风了，意思是我快要打赢了，这个“和平建议”得由你来提。
可是老蒋那边没什么反应，那时他还在等着“九国公约”开会。
自始至终，有一个国家始终倍感尴尬，这就是德国。
全国抗战之前，中德关系一直不错，中国还通过出口德国急需的战略物资等方式，向德国购买武器以及聘请德国顾问训练军队，不说别的，到“十日围攻”时，一个“铁拳计划”可不就是出自德国人的主意。
但是另一方面，日德更是盟国。早在半年前，两国就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要结成一对铁哥们。特别是随着日本军力的膨胀，希特勒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他要实现自己称霸全球的欲望，在亚洲最好的帮手和盟友莫过于东瀛，而不是可怜兮兮，自顾不暇的中国。
当然，如果能跟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往来，与日本进一步加强军政合作，那对德国来说就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了。
算了，你们不要再打了，拉拉手，大家来做好朋友。
德国看日本已经有所表示，但中国却迟迟没有第一个“提出和平建议”，便由自己的外交部出面，劝日本：你的对手眼看着就要输了，他怎么好意思迈出第一步呢，这第一步，我看，还是得你自己来迈。
德国人一解劝，近卫内阁有了面子，广田外相便在会见德国驻日大使时，正式将他的那些价码提了出来。
11月3日，也就是“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召开的同一天，按照德国外交部的指示，驻华大使陶德曼把话带给了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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