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1212:28:05
此人就是黄绍竑。
对于未经允许先斩后奏，可能得不到中央真正“谅解”的情况，华北主事的三个人都想到了，早在黄郛为正式谈判做着积极准备的时候，黄绍竑就已先期出发，搭车到庐山去进行专门汇报。
黄绍竑也知道此行责任之重，因此一路上不敢稍有停留。
5月25日下午4点，黄绍竑离开北平。
下午6点，到天津。见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胡乱吃了一口晚饭，由于学忠安排，换专车南下。
午夜，到达济南。事先约好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只谈了二十分钟话后，韩复榘马上明白此行不同寻常，下达命令，不仅要专车，而且要专线，即专门辟出一条铁路线，让这条线路上的所有其它车辆一律停下，给黄绍竑的专车让路。
5月26日下午2点，到达南京浦口。从出发开始算，一共经历了22个小时。
那时候可没有什么动车组或者磁悬浮，能够跑这么快，已经是创纪录了。
南京到南昌，要坐飞机，不过不巧的很，没有班次了。这真是急死人的事，可也没办法。
第二天坐的是军用飞机，下午3点到达江西庐山的牯岭，一众文武官员早就虚席以待！
真人跟电报到底不一样，等黄绍竑当场把前方的实际情形一说，连先前声音嚷得最高的人也不言语了。
满朝文官终于认识到，如果不签停战协定，将面临三个恶果——
你要守，凭现有力量和国防设施，不光北平城守不住，华北甚至更多地方的丢失也只是一眨眼的事（“其结果平、津亦难保守，更难保其不沿黄河、长江流域以侵略中原”）；
你不谈，自有人谈，假以时日，日本在华北再树一个傀儡政权出来并非难事（“彼时日人必助叛逆，组织又一傀儡政府”）；
你放弃，自己倒霉，有人说日本人占领平津后，由于一片混乱会束手无策，事实上我们更加没有办法，时局将会更加艰难（“平、津有失，粮糈无着，后果堪忧”，“足制我死命”）。
看到听报告的人几乎都被说服了，老蒋也暗自松了口气，当着众人的面，就给下了定语：你们（黄郛、何应钦、黄绍竑）处理得对。
但是，老蒋自己，其实还是心有不甘。
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确证一下北平究竟能不能守住。
后者明确答复：守不住！
同时，他也要求老蒋像当年“一二八”会战时一样，在战局不利时，尽快下定停战交涉的决心，以免遭受更大损失（“与淞沪停战，同一万不得已之办法”）。
听到黄绍竑和何应钦都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老蒋明白黄郛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说的全是真话。
随后老蒋就给黄郛发来急电，告知“众意均已谅解”，只要“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你们就去签吧。
这一天是5月30日，关东军规定的事限早已超过，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到达庐山的黄绍竑自言，他一汇报完情况，得到老蒋的首肯，就觉得放下了千斤重担。
这副担子，留在北平的黄郛却挑越越重。因为同一时间，日本外务省和北平公使馆也在加班加点。很多日本人都是天生的工作狂，在这方面，他们是一点不比我们差的。
可是，内田递给参谋本部的“外务省提案”并没有得到最快的响应。
（549）
2010-04-1219:02:24
参谋本部的衙门固然很大，不过关东军的架势一向也不小，现在又打了胜仗，能不看他们脸色再行事吗？你外务省搞一个什么提案，马上就要让我把这东西布置下去，武藤也要肯干啊。
不过这次他们好歹还是给了外务省面子，向北平公使馆的中山书记官发出邀请，准许他列席停战谈判会场。
黄郛在探听到这一消息后，知道不是个好兆头，赶紧再派人到北平公使馆，把对关东军说的那一套又反复说了多遍，希望对方能放弃提出政治协定，但中山已经打定主意要狠捞一票了，根本不予理踩。
正式的停战谈判马上就要开始，而黄郛已经用尽了他能想出的所有办法，结果怎样，只有听天由命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举行正式的停战谈判。
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部厅长熊斌中将，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
双方的姿态当然是不一样的，从谈判代表的军阶就可以看出来，本身就不对等，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你打了败仗呢。
冈村一副战胜者的腔调，那是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他当时可能完全预想不到，十二年后，他也会作为一个屈辱的战败者，垂首弯腰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冈村准备了一个停战协定草案，并且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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