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2813:59:56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23日，黄郛派出殷同，与冈村宁次、柴山等人在大连进行会谈。
按照黄郛的布置，殷同先念苦经，说黄郛本人不是不想促成通邮，可是这通邮是全国的事，难不成就我们华北与你们东北互寄一张明信片吧。所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按下这件事不提，下面开始“表功”：通车已经实现了，你们也应该在解决华北问题上拿点实际的出来了。
冈村和柴山都沉着脸，装没听见。
第二天继续谈。
殷同把“甜头”放了出来：虽然政整会没有能力单独进行通邮谈判，但是我们已经要求政府派一名代表来北平进行处理了。
冈村一听，欠起了身子。
殷同随即提议，通车通邮之后，塘沽停战协定应该予以废弃了，不能这么没完没了地折腾我们。
冈村一口回绝了殷同的提议。
就算这个让中国人口诛笔伐的协定，他还认为自己已经吃亏在先了呢，如何还能把已吃到嘴里的肥肉再给吐出来。
然而大连会议中方也不是全无成绩，在殷同的力争下，日方在同意取缔“非武装区”内的日本浪人，新编保安队入驻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对于华北特别是滦东来说，如果没有关东军在这些方面的松口，黄郛仍然没有办法进行全盘掌控。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无条件的，而条件还是此次会议没解决的通邮问题。
大连会议后，黄郛再回南方去汇报会议情况和商议将要采取的对策。
这一次，他发现境况比以前更惨，自己已经千夫所指，里外不是人了，基本上是舆论攻，官员骂，真的把他归到汉奸一类去了。骂还不解气，有人开始往他在上海的住宅扔炸弹，然后是写“致汉奸某”的恐吓信，一封接一封。
更让他倍觉寒心的是，老蒋竟然也当他是“讨债”的，看到他就躲，一提交涉的事情就直皱眉头，那情景，仿佛是黄郛自家遇到了什么难事，来要求开后门了。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惟《大公报》等寥寥数家。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到此时，黄郛在精神上已经痛苦到难以自拔的程度，但他仍然坚定地认为自己担负的“辱国差使”是必要的。
在华北，他已彻底看清了日本人的嘴脸，并确信中日最后终不免一战，但作为实力上有极大悬殊的对手，中国比对方更需要时间，拖上一天，国家就可以多增一分国力，一点准备和取胜的把握。
所以，他坚持“不能冒险”。
说实话，老蒋那时候躲着自己的义弟也是没有办法。一则，黄郛在朝野间的“名声”已经开始变得很差，他得保持必要的距离，二则，大家都是为了拖，黄郛拖日本人，他拖黄郛，有什么不对吗？
他希望继续把通邮谈判给拖着，甚至表现一点“强硬”给国人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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