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1913:54:30
应该说，“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并无多大问题，“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都是老祖宗念叨过的玩意，境界高得很。
错就错在它严重脱离了生活实际：“新生活”有95条准则，竟然连吃饭时不准说话都有规定，要全照这些标准做下去，那人人都可以当圣徒了。
这里面还暴露出国人的一个固有弊病，那就是形式往往重过内容。什么是真正的“礼义廉耻”，没几个人在意，大家重视的无非是表面的东西，所谓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骗骗“委员长”，搞搞“形式主义”而已。
说要“四菜一汤”，饭店里就用大盘子盛菜，结果上来的菜，远远超过了“四菜”。
说不准喝酒，小二就把茶壶里的茶水倒掉，换成酒照样端上来。
“新生活”，哪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呢。
与此相比，作为经济准备的币制改革却马到成功，真正改出了成效。
币制改革是从“一二八”会战后开始着手进行的。中日之战结束刚刚一个月不到，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随着战后沪上经济的勃兴，内地银元正在不断涌入大上海。
他立即和孔祥熙联手操刀，一夜之间，把银两都改成了银元。
这就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的“废两改元”。
银两，那是用了几千年的好东西，可是不方便，有大有小，有重有轻，连成色都不一样，买个东西，还得请人鉴宝一样地鉴一下。
这样改过之后就好了，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银元。
“废两改元”是第一步，事隔两年，便有了“法币改革”。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3日，宋孔两位“民国财神爷”再度携手，宣布要把全国的银元都收归国有，做为法定准备金，另外由中央控制的银行发行钞票（即法币）作为流通。
法币改革不仅成功地缓解了一年前美国转嫁给中国的那场“危机”，给当时的国内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同时也为抗战提供了一个便携式印钞机。
到抗战全面爆发后，那么多工厂需要内迁，那么多人口需要安置，都挤在巴掌大一块地方过日子，不全要钱吗。
钱从何来？
曰：中央四大银行。
银行的钱又从何来？
曰：多印票子。
因此有人评价说：如果中国没有35年的那场法币改革，根本打不了37年的抗战。
法币改革对于日本和中国的地方诸侯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日本人原以为中国的法币改革搞不成，到半途就要演砸了，没想到推进速度既快又顺利，这让他们傻了眼。
土肥原便代表天津驻屯军直接向宋哲元打招呼，叫他不要把银元往南面运。
知道吗，这是要搞经济统一，钱被中央抓到手，你们这些地方老大从此将再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以后还混个屁啊。
要是你不采取办法，那我们日本就要动手了（“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如此一来，日本人就成功地把自己和华北地方派系的利益绑在了一架马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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