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1919:01:18
宋哲元一听有道理，他不愿轻易投日，但也决不允许自己从此被老蒋一把捏在手心里，因此断然拒绝了南京政府现银南运的要求。
看到宋哲元不肯交银子，韩复榘、商震紧随其后，也同样不肯把银元交出来，这让华北的法币改革犹如空中楼阁，无法落地。
土肥原感到，到这时候为止，“华北工作”的车轮总算开始有了要转动的迹像。
算算时间，离自己跟关东军司令部夸口的“11月中旬”也没几天了，如果再搞不定，牛皮就要吹破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1日，他又拿出一份新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宋哲元实行“自治”，连班子都安排好了：宋当“华北五省二市”的首领，他当总顾问。
跟这份方案放在一起的，是一份最后通谍。
土肥原对宋哲元说，你在9天之内，也就是11月20日之前，必须接受方案。
倘若牙缝崩出半个不字，你来看——关东军已经分头向山海关和古北口进发了，到时一定管杀不管埋。
土肥原在扔下这句狠话后，马上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联系，希望关东军能够用武力配合“华北工作”的进行。
南次郎随即调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至山海关附近待命，并向参谋本部请示入关的命令。
在重压和利诱的双重作用之下，宋哲元的立场开始发生急剧动摇。
归根结底，现在的宋哲元与长城抗战初期时的宋哲元，在心态上已有了极大不同。他此时也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一样，成了货真价实的“藩王”。对于“藩”来说，夹在朝廷和倭夷之间求生存，自己能站住脚跟，谋到活路才是第一位的。
看透这一点，宋哲元的所有思想和行动就都可以理解了。
鬼使神差中，他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大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说，我们国家的训政已经搞得差不多，现在可以实施宪政了（“目前切要之图，殆莫急于政权之开放”）。
所谓训政、宪政都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面的说法。孙老爷子当初给革命画了张图，说我们要先通过打仗来平天下，这叫军政，然后以管理老百姓来安天下，称为训政，最后才是让老百姓自己来治天下，谓之宪政。
国民党二次北伐，把北洋政府给赶跑后，实施的就叫“训政”。这在胡适等人看来，实在糟糕透顶，他们不明白中间为什么要横插这么一杠子，国家直接进入宪政民主不是更好吗。
宋哲元的“宪政主张”大抵也是跟这些喜欢指点江山的文人学的。可是作为武人，他的目的却并不单纯，实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要中央“开放政权”，里面就多少隐含着为“自治”埋伏笔的意思。
日本人立马从里面闻出了味道。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就认为，宋哲元的这个电报，是“迈向建立华北自治政权的起点”。
他赶紧跑到济南去做韩复榘的“工作”，让后者依样画瓢，千万不要错过“华北自治”这趟快车。在宋哲元的“激励”下，韩复榘也跟着嚷嚷“宪政”，要南京政府“开放政权”。
离土肥原规定的“限期”越来越近，从中央到华北地方都很紧张，因为看样子集结在山海关的关东军只要再迈出一步，就能杀到眼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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