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7-1013:09:15
国民党内为人处事，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发动西安事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希望老蒋停止内战，领着我们一块杀回东北去。现在他虽然口头答应下来，却没有任何签字协议等保证（事实上，张学良本人也不认为这些有用），那靠什么维持信用呢。
还是得靠交情。
亲自陪同，“不留痕迹”地放蒋，完全可看成是交情的一次大投资。
张学良只忽略了一点——蒋介石跟他不同，后者的谋略和心机都是他很难猜度，或者猜度不到的。
或许这才是造成他不幸结局的真正原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25日，5点20分。
老蒋一行抵达洛阳。
一干文武官员得知消息后，早早就在机场等候迎接。然而当老蒋下机时，他始终是一脸阴沉，且不发一言，丝毫没有全身而退后那种的喜悦和兴奋。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老蒋的心情可以理解。
虽然宋氏兄妹反复安慰他：你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西安事变而下降，反而还因祸得福，像坐着直升飞机一样升了上去。
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全信呢。
在洛阳住了一个晚上，信了。
洛阳万人空巷，鸣炮庆祝，以致店铺里的鞭炮都被人抢售一空，不是“洛阳纸贵”，成了“洛阳鞭炮贵”。
这叫什么，这叫民意。他仍然是那个无人能撼倒的“领袖”。
恢复自信心之后的老蒋马上反“客”为“主”，向张学良提出要求，释放仍被扣在西安的中央大员。否则，南京他也不回去了。
事已至此，张学良除了点头应允，似乎也没有其它价好还了。
西安则在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刻引起了内部争执。
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的相当一部分官员都不主张放人，认为老蒋一走，就剩这几个宝贝了，一旦予以释放，己方手中可打的牌将所剩无几。
还有人指出，张学良跟老蒋他们在一起，没准已经被对方“反扣”了起来，谁能说电报一定出自其本意呢。
杨虎城自然也是顾虑重重，但他却顶不住东北军，实际上是东北军中的“老派”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意见。
后面这一派原先也是张学良一手提拔上来的“少壮派”，用以抗衡汤玉麟、万福麟等奉军时期的元老人物，但经过西安事变，孙铭九等新“少壮派”又借势上来了，他们就成了“老派”。“老派”没有“少壮派”那样激进和“什么都敢干”，他们要维持住自身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听命于张学良，唯“主公”之命是从。
王以哲、何柱国断言，电报就是张学良本人发出来的，照领导指示办没错。
杨虎城虽说手上有张学良给他的手令，其实哪里命令和指挥得了东北军。王何要放人，他也难以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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