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7-1810:19:28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八日，东北军的于学忠、何柱国，第17路军的孙蔚如，站在一起迎接中央军进入西安。
一场“二二事变”，效果与动机来了个背道而驰，“三位一体”在一周之内就倾刻瓦解。从此，杨虎城被迫离开第17路军，远赴重洋，而张学良也失去了恢复自由之身的最后机会。
“三位一体”至此只剩下一体，红军得独当一面了。危急关头，陕北中央主动向南京政府提出，在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可承诺四项保证，其中就包括苏区和红军改名后，分别归属南京政府和军委会“指导”一项。
巧手运作之间，解题的又变成了老蒋。
还要不要继续“剿共”呢？
这时候的红军与江西时期已有很大不同，不光是力量削弱，而且所驻的陕北离南京如此之远，已经不会再对国民党的卧榻之侧构成致命威胁，起码晚上是可以睡得着觉了。
更重要的是，老蒋自居“中央”，他得看大势，而不能只看一面或一方。红军要“剿”，那些朝秦暮楚的诸侯们就不需要提防吗，如此没完没了，还如何对付在华北蠢蠢欲动的日本人？
很显然，四项保证与老蒋“政治统一”的目标是有契合之处的。
那就谈吧。
西安事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方争端，至此告一段落。
想当初，陈济棠曾派他哥哥去南京“看”老蒋的面相，这位“算命先生”回来后报告：此君今年必有大难。
后来两广事变却被轻轻化解，在老蒋周围那么多“难”中，根本谈不上“大”。于是“星相界”有好事之人就辨称，老蒋当有此一劫，只不过没应在“两广”，而是应在了“西安”。
对老蒋来说，西安事变确实可算是他人生当中的一次“大劫”。
那段时间也真是蹊跷得很，似乎老蒋的“霉运”也传染给了他的股肱。西安事变前，杨永泰、黄郛先后弃他而去，到西安事变结束，老蒋虽然自己“遇难吉祥”，但却又有一位“宰相”级别的人物要跟他挥手告别了。
民国二十六年（1936年）2月17日，朱培德病逝于南京。
这时候他的身份是“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原来的“陆海空三军参谋总长”职务已被“蒋委员长”给一块兼掉了。
从参谋总长，到办公厅主任，当然是降职，还不是降一点点，简直跟坐电梯从顶层滑到地下室差不多，换别人，就得拿脑袋撞墙，或者甩袖子走人了。但朱培德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老蒋有更重要、更秘密的使命需要他去完成。
事实上，以天下为己任，毫无怨言地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军权和地盘的做法，伴随了其人一生。
他在国民党中的战功和资历，原本与阎锡山、冯玉祥、广西李白等诸侯在一个层次，是国民党八位一级上将之一（特级上将是老蒋自己）。但与“一级上将”中那些动辄称霸一方的诸侯相比，他从未有过半点拥兵自重的举动甚至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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