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得花时间准备公务员考试，也定不下来。
毕业之后她面对的都是她从小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人。而她不想再这样窝着，不想再去承受别人略带惋惜又同情的目光。而没想到这次她说了之后，爸妈竟然破天荒的同意了。
安然连续坐着班车按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转悠了一段时光，却没想到根本找不到对口的合适的工作，大都是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她正在犹豫自己是不是要去做保险时，妈妈原来的一个女同事介绍安然去她妹妹那帮手。而安然漂泊的日子就暂时终结了。
她妹妹打理着一家皮包公司，没有实质的经营内容，只有一个租的房子和公章、财务章什么的。她称呼她刘姐，没有叫老板什么的。安然渐渐摸清了她是到底是干什么的。
有不少在钢厂（就是爸爸带安然去找工作的那个地方）里倒钢材的个人公司，在那里有压款。他们很多是外地人，要帐特别难。于是就有刘姐这样的人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来去帮他们要帐，中间扣他们几个点。安然经常出入的地方就是销售处、财务处、银行和各个分厂的财务科。每天最多的就是跟钱、支票、汇票打交道。经常从银行里取出几万、几十万的钱付给客户。
刘姐相对没有一般商人的刻薄小气，对安然也很信任。每月给她开1500元的工资，在当时也算不错了。但可能是因为每天事实在太多太烦琐的缘故，做事情特别没有条理性，想起一出是一出。交待事情的时候，一会儿让你往东一会儿让你往西，常常让安然无所适从。还有就是脾气不好，特别容易着急。脾气上来的时候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训斥她一顿——即使有些事情明明是她自己做错了。
那段日子安然常独自一人背着几十万的现金在银行、办公室、或者客户指定见面的地点穿梭。包里装着的背了书的支票，有时是超过100多万的大额承兑汇票。中午有时能休息，有时还得陪着刘姐请别人吃饭，干端茶倒水夹菜这样伺候人的活儿。整个白天常都在高速的运转着。身体很累、脑子也很累、精神也常常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因为跟钱打交道的事务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安然总是做到小心再小心，唯恐出什么岔子和意外。
每次被刘姐吵过之后安然也悄悄掉过眼泪，但是那个难受劲很快就过去了。刘姐毕竟只是一个外人，一个她的老板，她带给安然的伤害总归还是有限。而父母，却真的不一样。
就比如说，爸爸不止一次甩给她这样的话：我给你说啊，你干活的时候操点儿心。要是你丢了人家女老板的钱我可没钱帮你还，到时候你自己住监狱吧......
安然知道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了这样不好的事，爸妈砸锅卖铁也会为她补上，他们口出的并不是他们的真心。安然早就不期待从父母那里可以听到那些爱、关怀、安慰和鼓励的话，可是她每一次听到他们说类似的话，她心里还是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
后来安然看过一篇文章，谈到世界上对别人最深的伤害永远是语言。当我们对别人出言不逊的时候，就是把钉子钉进了别人的心中。那些伤害的话就像钉子一样，尽管你能□□，但就像钉子留在树上的疤痕，是永远消除不了的。你给别人造成的伤害也往往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越亲近的人，往往越不知道底线在哪里，伤的也就最深最痛......
安然读到那段话的时候，哭了好久好久。
所以安然很珍惜这份工作。报酬还算可以，也比推销什么保险什么产品的要简单很多。最重要的是可以逃离家里一整个白天，不用活在父母的脸色中，光这一点就已经让她很知足。而且有时刘姐随手会给她100、200这样的小钱，她也能私留一部份自己来支配。这几年过的太寒酸了，干什么都得张口跟父母要。看上的衣服也没法买，想买的护肤品没法买，要好的发小们结婚时人家都随200块钱，她却只能随100——因为妈妈不同意......
总之现在的生活比之前还是稍稍好过了很多。刘姐给她买了一个手机还给她报话费，她也渐渐恢复了跟本市一些同学的联系。中午没事的时候，有时她也会去网吧上一会儿网，但是仅限于浏览娱乐和体育新闻。她没有恢复跟大家的联系，她也说不清自己的心态，可能还是觉得自己过的不如意，不知道该如何跟大家描述她的日子。
那段时间，在本市的同学中，她也仅仅是见过刘栋一个人。
偶尔中午的时候，已在某设计院工作的刘栋会专程跨越大半个城市来请她吃饭。而有时晚上他结束了饭局回家后，即便已经是深夜，他还是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她。因为他打电话的频繁，爸爸怀疑过不止一次，这个叫刘栋的男孩子，是她的男朋友。
可是老爸真是想多了。因为刘栋话题的主角，永远都是围绕一个名字：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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