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百家罢后无奇士”，历史发展到东汉末期，士人的风骨和豪气已经和春秋战国时期那些真正的士人大不相同※谓的“魏晋风度”表现出的是一种消极的散漫，这和以前那种“士贵而王者不贵”所体现出的刚强的潇洒截然不同『晋时期的风度是无奈的小资风度，而先秦的士，身上才真正具有君子的担当。
所以我们看到在汉末三国时期，真正能被称为“君子”的士是不多的，更多的是一些养家糊口的受雇者♀些人靠小聪明出卖智力，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精神追求，典型的例子是贾诩。贾诩虽然有一定能力，甚至是算无遗策，但是他是不具备君子应有的品行的。君子最重要的坚持是“有所不为”，而贾诩恰恰是一个无所不为的人。当然贾诩还算知道羞耻，比他更糟糕的还有许攸、法正、杨仪等人，这些人恐怕就不知耻了。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糟糕的时代，还是有逆流而上的君子□虞算一个，荀彧是另一个。
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在如今这种浮躁功利的时代，君子是没有办法被理解的□虞和荀彧的评价都不高，真正获得认同的是贾诩，以及更多比贾诩还要不堪的钻营小人，因为他们成功了，而刘虞和荀彧都失败了♀个时代是只在乎结果的时代，人们热衷于谈生意而不是谈感情，所以不下蛋的凤凰就不如鸡。而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比汉末还要糟糕，当时的大多数人虽然失去了荀彧的坚持，但是至少还对他毙道德的认同感，所以荀彧的评价很高，而贾诩不高。而如今连同情都没有了，所以评价才倒过来，这是价值观扭曲的时代。
即使是在古代，能够真正读懂荀彧的人也几乎没有，唯一的例外是苏轼№多人头脑都很简单，认为一个人不是帮助曹魏，就是心向汉室，这些人对儒家的精神和文化没有基本的了解。假如荀彧帮助曹操是为了兴复汉室，那么他劝谏曹操迎奉天子就不会用“高祖为义帝发丧”作为比喻。既然荀彧对曹操的政治期望是能够像汉高祖一样平定天下，那么他对已经名存实亡的汉王朝还能有什么期待呢？
作为汉末这个时代顶尖的贤才和智士，荀彧的洞察力和眼光是毋庸置疑的：董卓以乱终，许攸背叛，颜良文丑一战可擒，这些事情无不如其所策♀样的奇才难道看不出汉朝不能够再复兴的道理吗？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才劝孙权建号帝王〕肃的特点是志大而粗疏，与邓禹相似，荀彧谦逊谨慎，王佐之风，才能更在鲁肃之上，绝不可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去辅佐曹操。可是现在有些人，就是喜欢以自己平庸的才识对荀彧妄加揣测，所以对荀彧“幼稚、天真”的抹黑也就这样产生了。
苏轼说：“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黑，故起而佐之※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对于这个评价许多人没有读懂，事实上在苏轼看来，荀彧的目标绝不是匡扶汉室，而是“救天下”，救天下是泛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所谓的“恕”，而匡扶汉室只是对“忠”的狭义坚持，是孔子所谓的“忠”∮曰：其恕乎！可见二者相比，救天下的格调要高很多，这也就是荀彧的理想和坚持。而曹操没有等到天下平定就急于获取权力，为家族利益着想，而不是先考虑救民水火，这导致他丧失了平定天下的机会≮公，曹操不能安天下而济万民；于私，曹操不能坚持谦退的美德。荀彧因此而反对曹操称魏公，是坚持了古代士人“致君尧舜”的政治追求，可谓君子所为。
荀彧反对曹操称魏公的两点原因，在荀彧给董昭的回复中说得十分清楚。荀彧说：“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匡朝宁国”强调的是曹操作为一代人杰的责任，这个责任没有完成，而急于追求私利，这不符合君子“忠贞退让”的品德，因此这件事于公于私都不是君子所为。君子帮助君主成就大业，应该让他具有尧舜这样完美的品德，因此一定要站出来反对，这样做才能称之为“爱人以德”，而这正是董昭等小人所没有做到的。荀彧能够坚守贤臣的美德，而董昭为私利而出卖君子的贞节，象形之下，岂不龌龊？
荀彧的看法极有远见÷实上，曹操称魏公后，内部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而外部的抵抗越来越嚣张。曹操常常的内部有变故而无法长期在外征战，这导致建安二十年他没能抓住机会平定益州，而使刘备做大，吞并汉川，夏侯败亡，东三郡相继投降，豫州盗贼与关羽亦呼应，魏国一度风雨飘摇♀些都是曹操在政治上的失策导致了军事上的不利。
所以我们看到，称魏公绝不是简单的要不要代汉的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握的政治选择，关系到内部是否稳定，以及全天下的人心向背。荀彧早在建安九年就劝曹操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使天下人人自安，这样南方的民心就会归顺，据和江东就不难平定↓是因为曹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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