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支单于亦遣子入侍，图谋离间汉与呼韩邪的关系，未能得逞，乃西行经略右地，初尚得手。
但由于郅支骄横，未能得到西域诸国拥戴，落得孤立困厄，在赴康居途中，“人众中寒道死，余才三千人”。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郅支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设计谋杀。
早在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呼韩邪已归塞北单于庭。
呼韩邪闻郅支死，且喜且惧，喜者劲敌已除，惧者畏汉袭之。
乃于汉元帝竞宁元年（前33年）再次朝汉，并求婚以自亲。
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之。
白匈奴内乱，呼韩邪首次朝汉，至此已三十年，汉匈关系基本良好。
昭君出塞之后，汉、匈更加亲善。
王莽时，因莽一再轻侮匈奴单于，致使双方关系恶化，边隙又起。
东汉之初，匈奴经过六十余年较为安定的生活，种人繁殖，势力增强。
中土多年战乱，元气损伤，故刘秀对匈奴采取息事宁人措施，除赂遗匈奴财帛外，还将幽、并二州人民往常山（在代郡）、居庸关（在上谷郡）东南迁移，另外，增添边地屯兵，修筑亭候，设置烽燧。
匈奴贵族仍不时侵犯，上党、扶风、天水、上谷、中山等郡并受其害。
刘秀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上层贵族争夺单于位的斗争又趋激烈，并正式分裂为南北二部。
建武二十六年（50年），汉为南单于比立庭于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处。
继又听南单于入居云中。
后南单于与北单于交战不利，汉又今南单于徒居西河美稷，并设护匈奴中郎将以佑护之。
南单于亦自置诸部王，助汉戍守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皆领部众，为汉郡县侦探耳目。
从此，南匈奴人众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人口日益繁行。
至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南匈奴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胜兵五万。
北匈奴则连年内乱，众叛亲离，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叛千右。
加以天灾，人众向南匈奴及汉朝投降者前后相属，于是南单于一再给汉上言，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之。
汉两次遣军大举远征，出塞各三、五千里，较之前汉武帝时，费力少而战功多。
北匈奴主力从此退出漠北，其故地尚有十余万户，皆为自北南下的鲜卑人领属。
从而促成了鲜卑日后的强盛。
最令人遗憾的是，此时汉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政治昏浊，外戚和宦官迭相揽权，国事日非，下民困苦。
不仅鲜卑和羌人对汉朝的战争频繁发生，就是南匈奴也“叛服不一”。
南单于与其他割据一方的军阀一样，积极参与了汉魏之际的各种战争。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发生的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虽然不久便被镇压下去。
但其他汉胡人民的起义仍连续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凉州边章、韩遂的汉羌军、今河北西部山谷区张燕领导的黑山军，都发展到十余万乃至数十万之众。
汉朝先派司空张温发幽州乌桓突骑三千讨凉州。
这支队伍刚行到蓟中，乌桓因军中饷款亏欠，多叛归。
故中山太守张纯怨张温不令自己带领这批乌桓部队，乃与同郡故泰山太守张举及乌桓大人丘力居等连盟反叛，劫略蓟中，杀护乌桓校尉及右北平太守，众至十余万。
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调发南匈奴兵，配合幽州牧刘虞讨伐张纯。
单于羌渠遣其子左贤王于扶罗将骑前往，匈奴国人恐发兵无已，于是匈奴右部落与先已反汉的屠各胡合，共十余万人，攻杀羌渠。
于扶罗在外闻知，自立为单于。
杀羌渠的国人，恐于扶罗为父报仇，乃另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
于扶罗到洛阳讼诉和求助。
适逢灵帝病死（189年），董卓带兵人京，天下大乱。
于扶罗乃与白波军合兵攻打郡县。
时各地多聚众筑壁自保，于扶罗钞掠无所得，部众受到挫伤，只好在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停住。
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仅一年而死，南庭不再立单于，只以老王代行国事。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
于扶罗与驻在上党的张杨一起投靠了袁绍，二人屯兵漳水。
次年（191年），于挟罗拟叛离袁绍，张杨不从，于扶罗乃劫持张杨出走，在邺城南被袁绍将麴义击败。
既而于扶罗袭杀驻在黎阳的度辽将军耿祉，兵势复振。
董卓以朝命封张杨为河内太守。
初平四年（193年），袁术从南阳转移到陈留，屯军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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