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说孙逸仙这人残忍嗜杀，却也不对，整件事情的起因经过与结果，更应该算是一场充满遗憾的误会。军工团这个和红门关系匪浅的暴民组织，加上许崇智等内部的军方高层，孙逸仙仅仅是纵容了下属。
真要论是非，也只能说孙逸仙无能。党治下的广州混乱不堪，以至于商团民团要自己购买军火来保卫自己，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其无能。御下不严，甚至是纵容无度，为了整军北伐，居然连军纪也不进行约束。
广州的动荡局面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且居民已经对孙政府大不以为然，而说到农民，他们认为孙、陈之争纯粹使农民遭殃。因停止交税，拒不交售军粮而导致的持械军队后方骚扰之事，时有发生。
西关事件之后，就连孙逸仙自己也承认：自滇桂联军入粤驱陈以后，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无可搜罗，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这里的官产，是指大元帅府下令收缴社会福利部门进行拍卖的事件，其中包括了福利院、校、林场以及道观庙宇。
而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对于商人和资本家来说，并非初衷。由此带来的人民失业、物价飞涨、官商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府不愿看到的。孙也深知这一点。1923至1924年，孙中山曾作过许多努力，试图将社会矛盾缓和下来。
为了解决军队截留税收的问题，孙就反复召集财政会议，迭次下达财政统一令。然而，各军将领对孙中山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特别是占据富庶地区，省内佛山、南海及北江沿岸的滇军和西江流域及江门一带的粤军。
其将领虽公开表示按照孙的要求，限时交回财权，但时限一到又自食其言，其它各军也步其后尘。上峰虽三令五申，然占领财权之军人，卒无响应，此种瓜分税收的恶例一开，几成军人当然享受之权利。故司财者虽数易其人，然终乏杧挽救此积重难返之弊。
1924年9月，廖仲恺兼任大元帅府财政总和广东省财厅厅，推行孙的财政统一计划。但各军将领根本不把廖仲恺放在眼里，逼得廖仲恺仅仅10余天便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忧心忡忡地说：“默察现状，广东财政，已濒绝境，虽欲负责，诚恐力不从心”。
1923年3月7日，鉴于广东商人在贩货途中屡屡遭到兵、匪抢劫，广东省省徐绍桢下令恢复“广东保商卫旅营”，专职保卫省内河道客货船的航行安全。6月，廖仲恺任省后，又令广东江防司令部、番禺保商卫旅营切实负起缉匪护商之责。
这里的番禺保卫旅营，其实是三区联合政府安排的一支私人武装，算是民团，却从大元帅府那里拿到了正式任命的书。而代价，仅仅花费了一万二千元，廖仲恺所负责的财政部门，竟窘迫到出售军队番号。
但是，恰恰是政府的这类措施却被不法军人、官员利用，由‘护商机关‘变成‘害商机关‘。为此，孙于6月27日签发《临时军律》共6条，严厉规定军队不得欺压民众。7月上旬，又下令关闭广州市区内约15处‘民军办事处‘，以期杜绝随意拉夫现象。
从1923年9月到1924年4月，孙的这类命令更加频密，先后下令撤消北江商运局、小北江商运事务所、水陆侦缉联合队、珠江水上保安事务所等等，并令一律撤消广宁、四会一带的‘护商机关‘。至于直接向各军将领发布的严禁扰民的命令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孙的命令如一纸空，各种名目的稽查队、巡缉队、侦察队非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扰民、害民之事频繁发生。各种投诉不断涌进大元帅府。甚至在孙的眼皮底下，这类现象也毫不收敛。
如1923年底，孙中山刚下令所有军队移驻广州市郊外，不得占住民居。不久，大批军队就以筹款名义，从东江战场涌入广州，大北、南岸一带的民居多被占据，滋生不少纠纷。1924年8月，驻广州的滇、湘、桂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滇湘桂战时军需处‘。该机构一成立，便不顾大元帅府的禁令，宣布对剧院、渡船、汽车、冥钱、棒香等征收一系列新税。
由于整治不法军人的效果微乎其微，1924年2月14日，孙中山在各军政要人的会议上不禁愤愤地说：“迭次战事，滇军肆意索饷，致我罗掘俱穷，复卖公产，弄到民沸腾，集矢于我。”
在这里，孙逸仙的确也有些冤屈，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些军阀以及下层军官士兵干的坏事，屎盆子全都扣到了大元帅府头上。实际上北伐资金从这里得到的实惠，连五分之一都没有。可御下不严以及治军无方，却是实实在在的。
孙逸仙这人道德上姑且不去说，政治立场倒也值得称道，可这治理地方，党实在是狗屎一坨。就算是日后的姜瑞元当政，在处理经济的问题上，也重复着这样的老路。至于更后面的红门，好吧，那时候不存在经济一说了。
时至1924年8、9月间，促使孙下决心再次北伐，由经济危机引致的社会矛盾激化是一很重要的原因。他一度对广东根据地失去信心并打算放弃广东，希望通过北伐，为另辟一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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