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历史，对于姜瑞元和叶宜伟之间的合作以及最终的分道扬镳有着颇多的猜测，可以钟泱的分析来看，主要是苏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
包括吉少山在内，许多早期就投靠红门并且最终功成名就的元老级人物，都算得上十分有战略眼光的政治投机者。无关于善恶与道德，仅仅是对最有势力者的一种早期投机行动，就足以看出这些人的眼光。
十大元帅之中，以功勋而论，叶宜伟几乎排在了末尾。可单论气魄与手段，他绝对是成就最高者。历来坐镇中枢要地，圣眷不衰，地位稳固而且得享善终。从这些细节之中，就足以看出此人的雄才。
其实早在，1924年，党内许多投机者就看出了红门的潜力。和政治宣传的关系不大，唯一有关的，是来自于苏俄的援助物资。当初党一大会议时所承诺的东西，终于兑现了。
1924年的7月12日，苏俄赤军的一艘通信指挥舰“沃罗夫斯基”号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起航，驶往远东的海参崴。这是苏俄赤军的首次远航。由于当时苏俄与资产阶级国家处于敌对状态，苏俄政府对此次远航高度重视，任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事委员会主任检察员马克西莫夫为舰，政委由老布尔什维克斯维特洛夫斯基担任。
同年10月6日，“沃罗夫斯基”号进入南中国海水域。按照原先的计划，他们将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加完煤后，开往日本崎港，然后到达终点站——海参崴。不料，保安总局人员控制的无线电台当晚收到莫斯科总部的来电，要求改变路线：从香港前往广州。随舰的保安总局负责人向马克西莫夫揭开了谜底：
原来，因陈炯明的关系，处于困境的孙逸仙退居上海。1923年1月，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越飞与孙会晤，双方发表联合宣言，表示苏俄支持孙中山改组党、建立军以及红门国际援助中国。
而1924年1月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红、扶助赤贫分子”的三大政策，其接受苏俄援助，聘请苏俄军政人员来华担任顾问，筹办黄埔军官校。这样的决策，标志着赤化的开始。
这个时候，孙逸仙领导的政府经费匮乏，苏俄和红门国际于是积极援助一大笔经费和大量枪械物资。按计划，孙要建立一支多达2.5万人的黄埔生军，需要步枪1.5万支、机枪100挺、子弹2000万发、山炮24门、掷弹筒50门，外加15架飞机和其他军事物资，总价值超过600万卢布。
因为中苏陆路交界地都在北洋军阀控制中，而苏俄与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还未实现关系正常化，若通过正常渠道运输，必然遭到敌视苏俄和赤化旗帜的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为保密起见，苏联政府制定了这套“暗渡陈仓”的方案，“沃罗夫斯基”号那四个船舱里装的正是广州政府所急需的枪支弹药和价值10万卢布的黄金。
这样的支持，也让党内许多的要员产生了异样的心思。别看苏俄表面上似乎竭尽全力支持党，但其所附带的条件，也在事实上为国内红门的大肆发展提供了政治土壤，这一点尤为重要。
苏俄与党的理念南辕北辙，赤化的体制虽然一样，但目的不同，必然导致两大群体之间的天然对立。这种对立，比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更为残忍和冷酷，所以红门才是苏俄真正中意的对象。
包括原本历史上暗杀张作霖，让日本得以占领关外，进而激起全面侵华的野心，从而达到消耗党实力，为红门之强势崛起创造条件。这一系列成功的战略布局，最终使得中国陷入了赤化的泥潭，而华夏也最终失去了最后一丝镇压赤化的机会。
叶宜伟，这个胸怀韬略的奇男子，像彗星坠地一般降临于世，以其超卓的目光，早就先一步选择投入了红门的怀抱。在这些人的眼中，国家和民族，华夏的传统化，全都比不上个人的功业以及留名青史的诱惑。
一处静谧的卧房内，几个身着衫的男子，围坐在一起。万春的气候，温暖而宜人，室内虽然装潢简陋，可花瓶内插满了一些喜人的植株，吞吐着芳馨之气。
“少山，失踪的俄籍教官，已经达到了十七名，这还没算一些低级的俄军士兵。这件事情，上级已经十分愤怒，让我们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马子任面色温润，一双眼眸清澈明亮，让人一见便会产生不由自主的好感与信服。
“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证据。”马子任这人的阴狠与狠辣，正好与他的样貌相反，这一点吉少山早就看了出来，可也不好说些什么。在处理苏俄教官无故失踪的案件上，党倒是有些热情。
可问题涉及到了南军，一个个就都玩起了太极推手，没人愿意发表什么意见。就连一向老实巴交的廖仲恺，也在这件事情上打哈哈，不曾表态。
“还要什么证据？这件事情肯定就是南沙那些大资本家干的，他们这些万恶的社会毒瘤，为了继续剥削贫苦大众的美梦，便作出了这种意图颠覆事业的反动行为，这毫不稀奇。”买人身旁的一位中年男子，郁愤不满的抱怨着。
他就是赵国忠，乃马子任的心腹之一，许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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