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说，后世某红色皇朝，其实用的也是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模式。大力支持民间资本发展，轻工业非常兴盛，重工业则以引进外国生产线为主，实行利润分成，放弃没有“经济效益”的自主研发道路。
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类似，所谓内政，其实哪有那么多惊人的创造，无非是根据需要进行侧重，换汤不换药。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战迸发，江南造船厂1919年承建美国“官府”级万吨运输船。但是建造所需的材料，关键部件及设想图纸都由美国提供。自己没有任何技术，只是组装，没有对基干产业产生推动作用。
以至于‘官府‘级建造完成后，再也没有建造类似的船只。
1928年，北京军阀政府倒台，南京政府建立。如今担任实业部的孔祥熙提出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以国家的国防为目标。
但孔祥熙的计划没有获得资金支持，政府也没有任何举措，因而没有进展就结束了。而因为华联的强势兴起，原本在两年后才会由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提出了以民间轻工业为主体，“输出志向工业化”的战略，如今却是提前登场。
陈公博出任实业部副部，实际上却是主政工业发展的第一人，深受姜瑞元的信任。
他提出了“保税工厂”等措施，陈公博的经济政策是战后一些国家共通的策略。而出任财政部的宋子也积极推进民间轻工业的发展，反对发展国营企业，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反对建立重化工业。
宋子的经济规划主导思想是：活用民间资本；抑制政府财政支出；国际分工协力。
为什么重视轻工业发展，陈公博也向姜瑞元进行了细致注释。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来说，毫无疑问应该发展重工业。但为什么着重发展轻工业呢？首先中国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
其次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民间资本很难投资。第三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重工业有大量的援助金，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
中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资源委员会的翁灏也有论述。
现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概括的说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完全国营和计划经济，苏联为代表。短时间重整了军备，成为强国，但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但能够参考其计划经济的方法和勇敢前进的精神。
第二种是政府完全统治下的全体主义经济，以德意日为代表，同时容忍私人企业。增强国家全体的力量和军备，侵犯其它国家利益。这种体制能够克服自由散漫，在短时间取得成果。
但是，中国是爱好和平，要为国际和平做贡献。当然，至于爱好和平的理由是不是因为自己太弱了，这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一种是以自由竞争为主，部分政府控制，以英美为代表。部分政府控制与上述的两类体制不同，是守护和推进市场经济的自由，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
与注重时效的陈公博宋子等人不同，翁灏是计划经济论者，希望国防优先，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推进国营事业的发展。他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可谓是目光如炬，看出了这其中的根本所在。
但很可惜，姜瑞元没有采用这种模式，政府迫切的需要在经济上打开活路，获取资本商人的认可。
从建立政府的那一刻起，政府的经济模式就以民间轻工业为主，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打算战时再向计划统治经济倾斜。有意思的是，积极推进民间企业的张謇、宋子、陈公博等都拥有自己运营的民营企业。
而在政府内部，掌握经济大权的人，也正是这些人，至于孔祥熙，他是独力难支，不得不屈从于主流需求。
其实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即是辛亥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都是实行自由主义经济体制。
由于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初期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按照钟泱收集来的相关资料记载，工业增率在1912至1920年间高达13.4，1921至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至今却也高达8.7。
这样的经济增数据，时不时和某个伟大的经济改革很像呢？走起了谁人的老路，实在是耐人寻味啊，不知情的人，大概还在为了这种事情而庆祝吧，这就是百姓。
能够说在二战前时期，虽然连绵战争，工业增率仍高达8到9。如此惊人的经济增，想来肯定是亚洲第一的吧。
现实上，情况也的确是这样，中国在这个时期，单论经济增速度，还真是超过了神为了列强之一的日本。
在这一时期，日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统制经济模式，效益低，增率低下。一战期间工业增率为13.4，战前工业增率仅3.8，与蓬勃发展的中国相比，可谓是死气沉沉。国民收入也不高，大多数百姓生活困苦，与中国相比，也不遑多让。
20年代的增率又退回到3.8，但根据钟泱自己对历史的认知，在原本的时空里，1932-1936由于向战争突入，工业生产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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