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外红门以外身份的人列席其中，作为旁听。这其中就有从苏俄派来的国际军事指导员和政治指导员。
红门组织严密，内部上下级权力差别极大，以至上级有权利决定下级的生死。在会议发言的时候，也是按照权力的大小顺序，逐个进行。
下面的人不敢言语，只得认真听着，万一引起上级不快，那可就是不懂尊卑，属于以下犯上了。在红门内部，这就是死罪
冗的会议，各地区都有自己的头目代表，听取了关于政治、组织、农民、土地问题等方面的演讲。并且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演讲的决议》、《政治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告赤军将领士兵同志书》、《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告柏林赤色阶级书》、《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家属书》及《中华红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等件。
别看件名字一串，真正有价值的是关于政治领域的讨论，红门一直是要接受苏俄的领导，在政治上的选择也不多。不过还是针对湘赣鄂三地的赤色运动总结出了许多有效的细节，终究无论苏俄总教如何干涉，总要现在这里染上红色的印记，一切才有意义。
全会总结和检查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肯定了六大路线的正确，根据红门的总路线和当时的政治局势，确定了以后斗争的路线和策略，提出了加强反帝反军阀斗争。
在这些废话完了之后，才是会议的精髓所在。那便是继续深入土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区域，建立和扩大赤军等项具体政治军事任务。通过地权改革，红门已经争取到了农业人口的支持。
并且在这种传销式的煽动举措中积累了丰富的活动经验，而依旧沉醉于市场经济建设的党，却是因为工业和农业所形成的巨大收入剪刀差，拉大了贫富差距，在四亿多的农业人口群体中不断积累仇恨。
政府也是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口号，实际上靠着政策和特权率先富裕起来的这些人，丝毫没有想要带动底层民众的意思。反而是变本加厉的扩大这种差距，在不同的阶级之间，树立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贫穷和困苦，不是绝望的原因，真正的绝望，在于明明看到美好，却与自己无关。政府的经济改革，使得国家变得富裕，但为此而作出了巨大牺牲的绝大多数人，没有从中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
红门没有几个大才，也看不到这样的大局，但是他们却从实际效果中，隐约的察觉了这样的现实。随着赤色军事区的范畴扩张，这种现象变得愈加明显了。
为了根据实情调整自己的发展方略，红门的门徒首脑们，便齐聚上海，利用背景复杂的租界区作为掩护，召开这次会议。
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开除王藻中央委员和开除王仲一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补选恽代英等为中央委员，这也是红门内部历来的惯例了。总有一些不太愿意无底线出卖国家权益的人，这些人必然会被排除在政治核心之外。
原本时空的历史上，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因为不卖国，而被一群卖国者指控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叛国者。这是何等的讽刺，在一个君子无法生存的时代里，坚持原则和正义，就是最大的悲哀。
会议的主角并非马子任，虽然他在门内的地位爬升很快，但一直还是有着不少人，居于他的上方。比如说坐在次座的吉少山，这个温柔而睿智的男人。
有着菩萨一样的慈悲，却也是首染鲜血的怒目金刚，这个红门内部声望最高的头目，掌握着红门特科，属于一个监督门内组织工作的特务机构。更是一种规则之外的特权小组，对许多门徒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会议还在继续，吉少山也是岿然不动，静静的坐在木椅上，听着另外一个头目那滔滔不绝的废话。作为政治家，最大的诀窍就是要会如何将废话，这可是一门高深的问。
内容也是关于强调检查总结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土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赤军，纠正非无产阶级的洗脑工作，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数项任务。
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红门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也是必然，军当初以白色恐怖肃清了治下的反抗，至少是在表面上肃清了这种对立。
随着经济计划的开展，缓和社会整体矛盾，是巩固统治根基的必须。一味的恐怖和杀戮，并非良策，以至会引发动荡和不安，最终动摇自己的政治基石。
姜瑞元不是这样的疯子，自然是理智地选择了平缓的改造手段。在这样的情形下，红门的活动也开始逐步获得喘息的机会，不过因为政府一直占据着社会上层，尤其是在大城市中更是有着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
因而在此次六届二中全会上，才会反复强调在边远山区开展政治活动，就是为了避免过去的错误，在大城市中和实力强大的敌人正面冲突。红门选择了在军势力无法触及的边缘地带，慢慢积蓄实力，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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