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六章 主席林森
此时正是民国21年，林森任南京政府主席，汪兆铭任行政院，姜瑞元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东北丢失，淞沪保卫战损失巨大，姜瑞元迫于政治舆论上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再一次退位下野。
在他的政治生涯之中，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不管多么无奈和苦闷，暂时性的脱离政治漩涡中心也不是坏事，而且手中只要牢牢掌握着军权，也不怕其反对势力翻出什么大浪来。
中华民国是这时中国唯一合法政权，1932年对于民国来说，正值内忧外患之时。
内忧主要在于中国各地的割据政权，有的表面上臣服于政府，有的则连样子都懒得做，比如说华联和红门。
华联自不必说，盘踞六省，占着中国南方沿海的膏腴之地，经济繁荣，工业强盛，实在是政府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
而中华红门也不消停，趁着日本入侵东北的大好时机，赤军于1931年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成立了中华赤色共和国，成为全国赤化运动的中心区域，并得到了苏俄的帮助。
其主要武装力量为赤一方面军又，称中央赤军。当时，全国已在231个县、0万人中建立了县以上的赤化政权，赤区建设进入了全盛时期。
姜瑞元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华联已经在对抗外敌上与军表现出了步调一致的合作态度，更何况柿子也要挑软的捏，红门赤区成为了中央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在1932年的前两年党已组织了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均以损兵折将告败。
而如今已是1932年，迫于日本侵华之举越来越明显，姜瑞元也迫切需要一个稳固的大后方，才能放心让主力部队在前线进行卫国抗战。
正因为如此，党又发动第四次“围剿”，结果黄陂、草台冈两仗，损失三个师、枪支万余，被俘万余名。第四围剿又遭失败，在12月 1日 赤四方面军由陕入川。
在此情势之下，加之西方经济也正处大萧条之际，原本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更是萎糜不振，金融和工商业动荡，大量白银外泄、原材料价格跌落、消费市场一片低迷。工人大罢工不断，农村哀鸿遍野。
中央政府原本计划投资于经济项目的款项被大量地挪用于军事目标，党被迫从整理内债入手，以避免财政危机的发生。
至于国家外患，则更不必说，19321月东北在日本的铁蹄下全部沦陷。1月12日，日军又在青岛登陆。1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1月30日，国民政府被迫迁都洛阳。3月9日，日本的扶持伪“满洲国”在春成立，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
这一连串的战事激变，都是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说起政府的首都，也是根据时局的动荡几经改变，早在1926年12月13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成立，标志着政府已经迁至武汉。而1927年1月1日的时候，政府的首脑也都正式在武汉办公，并以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全名。
武汉作为国都，大的发展使政府由广州时期进入了武汉时期。
1927年4月12日姜瑞元因为红门在北伐军身后捣蛋，所以向这群赤化脑残们举起了屠刀，镇压了红门的反政变，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建立了南京政府，同武汉政府对峙。
这时，中国出现了宁汉分裂的政治局面。代表武汉政府的汪兆铭在被红门耍了一遭之后也很快右转，发动了“灭赤”的“七一五”熊东，这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的正式开始
党终于可以摆脱苏俄的束缚，虽然因为先天的组织性问题，仍旧没有摆脱赤化的体系本质。但至少这种赤化是中国自己的，而不像中华红门那般，纯粹的苏俄忠犬，肆无忌惮的出卖国家和民族。
而这时，汉方的反对，各地军阀派系的离心，以及徐州战役的失败，也使姜瑞元陷入困境。他以退为进，向南京政府提出辞职，并于8月12日离开南京去上海，宣布下野。9月16日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决定政府首都由武汉迁到南京，实现了“宁汉合流”。
姜瑞元凭着下野时期的空挡，迎娶了宋美龄，更是因此获得英美支持，随后不久便宣告复出，重掌军政大权，“宁汉合流”标志着党一党专政统治的建立。
赤化的本质就在于这里，党权高于国家，政治权谋重于民族利益。用暴力的手段压制民众不满，并且形成一种无限膨胀的政治特权阶级。而姜瑞元在这一点上，依旧是走着赤化的路线，与红门的组织理念如出一辙。
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党至少还是有着不少中国传统化的影子存在，而红门则是彻彻底底的赤化了，民族化在他们眼中，都是腐朽陈旧，并且应该舍弃的糟粕。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乃帝都，形势危急。不得已之下，政府讨论迁都，有说迁往西安的，有说洛阳的，还有说汉口的，最后选定迁都洛阳。
3月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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