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行政院汪精卫等人乘专车从开封转到洛阳，这时的迁都，名义上是要持久抗战，实际上首都并未整个搬走，重心仍在南京。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中日关系缓和。
到了11月，政府就把都城重新迁回南京。金陵毕竟是六朝古都，而且在这个时代也的确比洛阳更适合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历史的河之中，总有许多并不耀眼的人被后世所遗忘，但这些沉默寡言的人，也有着许多品格极高，值得世人敬仰的人物，比如说在1932年一月出任国家主席的林森。
他身为政府主席，但却被不少党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是辛亥的先驱、反袁护法的功臣、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然而为官处世却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
他就是林森，一个该被历史记住的人。
林森出生于福建省闽县，从“一介书生到国府主席”的人生历程，以及他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参议院参议，又连任12年国家元首的经历，的确也是算得上一段传奇。
虽身居一国之尊，林森但向来不以贵人自居，“平民元首”的形象使很多接近、了解他的人都肃然起敬。他出身寒微，在教会校里接受了达14年的西式教育。因对民族危亡有切肤之痛，很快踏上了共和的道路，且成为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对辛亥贡献卓著。
辛亥胜利后，他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当上了首任参院议，参与了创造共和的诸多关键决策，与孙逸仙和袁世凯都共过事。袁世凯篡权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又辗转奔波，致力于再造共和，并在此过程中历经宦海浮沉，数起数落。
在孙逸仙死后不久，林森便由“容赤”转向反赤，在政治眼光和个人良知上，都有着让人惊叹的才能与坚持。
林森的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而综观其一生，对中国明的恢复做过不少的好事。除了爱国之志终生不渝外，为官清正廉洁、不慕名利、重视教育、自律甚严等，也是他的优点。
尤其他崇扬民主和法制的精神更值得称道，在任参院议时，他对孙逸仙和袁世凯这两名“大总统”的决定都有过否决的记录。尤其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曾使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袁世凯不得不在解除佩刀后才被允许进入参议院，此举尤令人钦佩。
姜瑞元上台后，林森仍未改书生本色，以党监察委员的身份，数度参与弹劾姜瑞元的行动，使蒋大为恼火。
林森为官处世，不喜张扬，做事低调，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讲究“无为而治”。
但同样也由于这种格，使得他在党国之内倍受冷落，在林森出任“国府主席”时，党内很多人都不重视林森这位“一国之尊”，甚至仅仅把他看作“国府看印的”。
胡适针对此情形曾有过一段评价：“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但他并不是“无所作为”，该做的事他向来是当仁不让的。
这也和他的人清高性格有关，不争权，但也不对人谄媚。在甲午战争之后，林森甚至参加过反对建奴政府割让台湾的义举，就因为这个，与当时的建奴政府有着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他不是一个软骨头的书生，而是有着自己的傲骨。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于北伐大时期。不同于孙逸仙的权谋为重，林森极力反对与红门合作，更因此而参加了“西山会议派”。从而被党中央开除党籍，直到1927年6月11日，南京党中央党部才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林森与张继、谢持、邹鲁等也恢复了党籍。
在政治理念上，他的信念和姜瑞元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尤其是在摆脱苏俄控制方面，意见一致。
所以1928年2月林森才能当选为政府委员，随后更是当选为立法院副院，接着又选为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
1931年3月2日，因为在中原大战之中胡汉民与汪兆铭联手想要扳倒姜瑞元，所以身为立法院的胡汉民被姜瑞元囚禁后，林森被选为立法院，成为党中央的要员。
在日本帝国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本来应该团结抗倭。但是1931年11月党四大召开之际，党内又开始了互相指责，互相拆台的局面，这也是老惯例了。以姜瑞元、胡汉民、汪兆铭为代表的三派势力互相之间又开始了权力斗争，相持不下。
胡汉民和汪兆铭为了搞倒姜瑞元，又再一次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姜瑞元的中央嫡系。在这种情况下，姜瑞元迫于时局，“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令各方面都能接受而又具有崇高威望的林森于1931年12月15日被推选为国府代主席。
月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议决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2月28日林森就正式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实际上这时有望成为主席的还有蔡元培。但蔡老头属于者型的人士，资历比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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