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3013:57:37
暗中使力的同时，老蒋也咬着牙狠狠地敲打了一下日本人，希望他们把步步相逼的行为稍稍收敛一下。
只不过这个敲打用的不是枪杆子，而是笔杆子。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一篇刊登于《外交评论》上的文章轰动一时，几乎引起了中日朝野的一致重视和热议。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敌乎？友乎？》，作者署名是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秘书徐道邻，但实际上是由其时正处病中的老蒋口述要点，“文胆”陈布雷执笔写出来的。
文中说如果日本真想灭中国的话，必须有两个“确保”：
第一，在时间上，确保10天之内把中国灭掉。
第二，在地域上，确保占领中国每一寸土地。
否则，咱们的事就永远完不了，我会一直跟你死磕，虽然我没你力气大，必将“大受牺牲”，但也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日本地位甚为危险”）。
狠话说到这里，就是劝日本“化敌为友”，既然你没那么大胃口灭了我，还可能同归于尽，那为什么我们非要弄到如此难以收拾的地步呢？大家好好说话，一块喝茶，一块聊天，做个好邻居好伙伴，不是很好吗？
用当下最时髦的语言来概括，这个就叫合则共赢互利，斗则两败俱伤。
说实话，这些意思我们中国人都能理解，但偏偏日本人理解不了。他们认为要利，只能他一个人得利，说两个人都能得利，这怎么可能呢，世上会有这样的好事吗，骗鬼的吧。
四年后，南京失守。
《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在上海租界内碰到了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的川越茂。
张季鸾对这位“原大使”说：你现在可以说句实话了吧，告诉我，为什么非要把我们逼到这种地步呢，你们会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事已至此，川越也不用再装了，他说了一句话，张季鸾后来又转告给了老蒋。
老蒋听后气得浑身哆嗦，称他在觉得“悲惨不已”的同时，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句话（“终身莫忘”）。
什么话这么恶毒？
听听吧：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
换言之，他要幸福，而这种幸福是一定要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的。
是不是“终身”不一定，但这句话的确让老蒋刻骨铭心，以至于又过了五年，在日本也已陷在大泥潭里爬不出来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又记了一遍。
那意思，怎么样，吃苦头了吧，看看我们谁比谁更惨。
然而往前推个九年，日本人的确都是这样想问题的：我不在你身上讨点便宜，我就吃了亏，进而言之，我不灭你，我就不能生存。
所以任你“陈文胆”再怎么笔走龙蛇，声情并茂，横竖还是不能真正打动他们那自私自利的铁石心肠。
当然，如果说是一点效果没有也不客观。当时日本政界即已猜测这篇文章可能是中国最高层授意之作，其中那两个“确保”让他们感到如果现在操之过急的话，灭掉中国确实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同时，通车通邮的实现，至少让一些吃政治饭的人感到满意，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对“满洲国”的一种默认，“剩下的只不过是面子问题”。
变化首先从那个会阴阳脸的广田开始。这位仁兄一分钟前可以杀气腾腾，一分钟后也一样能装得和蔼可亲。
（603）
2010-04-3020:22:36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广田外相在国会发布外交演说，提出了“最新版”的外交政策，全面阐述了他的“协和外交”。
如果你相信这个版本是真的话，日本此时俨然又成了一个热爱和平、主张非战的“宁馨儿”，对日本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持“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的三不原则，和中国则要做“善邻”，还以貌似诚恳的语言，号召彼此更接近一些哩。
一个月后，广田又对以老蒋私人代表身份访日的王宠惠表示，他在原则上是不反对把在华不平等条约取消掉的，至于驻华日军（包括天津驻屯军）嘛，没问题，以后也可以考虑撤回来。
为了示好，广田甚至将驻华公使馆升格成了驻华大使馆，将外交级别予以提高。种种举动，看上去还真有点从此要把中国人当人看的趋势。
这时在华北勉力支撑的黄郛却已面临油尽灯枯，在心力和体力上都接近难以承受的程度。
另一方面，日本人经过一年多的接触摸底，他们也发现黄郛虽然表面谦和，却并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这人很有主见，先前说不代表“中央”，其实从头到尾，代表的就是中央利益。华北由他主政后，事事都听从南京政府，并为其提供财源和交通支持。一句话，在他的主持下，华北已经越来越“中央化”了（“日认黄是绝对作蒋之缓冲”）。
这个人给我们的只是一点点，得到的却是一大块，良心大大的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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