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0713:57:04
于公，他跟汪精卫两个人，对外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汪精卫主和，挨骂是一定的。这时候他回来干什么，既不能打，那还不是要一起被骂，与其被骂，真不如在西南跟红军一起钻山沟沟好受一些了。
这倒跟《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思维差不多。每逢刘备搞不定了，或是折戟长坂坡，或是败走白帝城，罗作家就找各种借口和理由，让书中的头号大明星、当仁不让的男一号诸葛亮隐身。结果我们翻开书一看，孔明打的全是胜仗，败仗都跟他无关。
于私，老蒋此时虽已控制了绝大部分军政大权，但国民党内还不是他一人能完全说了算，以汪精卫为首的派别仍占据相当大的势力。别的不说，在他起初不同意撤军的情况下，汪仍能坚持己见，并开会通过就可见一斑，而他事后也只能予以默认。这可不是做给日本人看的，那是党内实实在在的矛盾。
老蒋的打算是暂时深藏不露。
现在这帮人不是一个个说得头头是道吗。让他们去说去发挥，这个时候我不能回来。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到他们都无法收场的时候。
都没招了，自然就只能听我蒋某人一个人在上面呼风唤雨了。
老蒋不现身，老汪越来越撑不住场子了。
蒋汪分工，他能分到的最大一杯羹，就是外交，而在“河北事件”的处理上，中国之所以出现败局，表面来看又是输在外交上，这让汪精卫的形象大受损害。
就在他因此饱受外界指责的同时，日本人却在华北得手后，又在他受伤的心灵上撒了一把盐。
负责撒盐的是曾经参加过华北谈判的矶谷。
他问，你们想不想改善两国关系？
想啊。当然想。
想的话，让你们“蒋委员长”来，我们才有得谈，否则的话，就算你们派代表到东京来都没用。
不过一个副武官，眼里却根本没有“行政院长兼外长”的位置。
其实何应钦在北平时，酒井隆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已经把日本人的心态暴露无遗：他们恨蒋入骨。
“九一八”前后，日人最想除掉的是张学良，到“河北事件”时，这个“荣誉席位”就让给了老蒋（“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
那他们此时为什么又要把“最恨的人”抬举到如此高的地位呢？
这就是日人的狡诈之处。
他们知道蒋汪之间的微妙关系，能挑拨一下以便从中渔利，那就太好了。
除此之外，彻底击破中方的原先外交框架，直接向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进行勒索，则是潜藏其中的一个最大阴谋。
在“河北事件”还未爆发之前，中央势力之所以能在华北撑上两年之久，实赖群体之力甚多。
早在两年前黄郛北上时，国民党内就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效法日本人一硬一软的外交办法，组成二元外交模式。
具体操作手法就是：
蒋主内，尽可能在表面上对外交不闻不问，但实际上仍控制着外交政策的最终走向。
汪、何、黄主外，汪精卫负责在南京和日本大使馆打交道，何黄则在华北与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进行周旋。
（620）
2010-05-0718:57:01
这实际上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缓冲：一旦日方在华北末梢有动静，自己处理不了，就可以上达南京解决，而南京方面又不能最后定调，还要到老蒋那里过一过关。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拖的策略。显然，日本人对此是相当不痛快的。
在“河北事件”爆发前后，二元外交已经面临危机。黄郛在南下时就已看出，此时的形势与两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如果再用政整会和军分会的形式与对方打交道，容易让其乘隙而入。因此，他要求把华北外交权尽快收归中央。
矶谷亲身亲历过华北谈判，对此心中有数。要使二元外交模式从根本上瓦解，就要把那个幕后最重要的人给拖到前台来。
矶谷一“逼宫”，汪精卫真是又羞又愤。自己退让了这么多，没想到日本人对他竟然还是提都不提，当他不存在。
正好南京监察院弹劾黄郛“媚日卖国”，说的是黄郛，其实暗里攻的仍然是汪精卫。像这种事情，老蒋也不知碰到过多少回，但他打个哈哈就过去了。老汪正愁没机会收场呢，现在你们不是变着法子骂我吗，那我干脆不干了。
当下，他就以“治疗胆结石”为由，去了上海。人走了，职务却挂在那里（“请辞待命”）。
在民国政治史上，蒋汪因个性不同，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从政风格。蒋是轻易不肯下台，汪则是一不顺就想着溜号，所以大家对此并不惊奇，但这回有点不一样：国中无主了。
众人只好公推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入川去寻找“委员长”。
可是黄绍竑去了三天又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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