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1617:14:59
作者：advaah回复日期：2010-06-1603:24:55
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7月13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给对日外交又划了一道线————
老关，应该是民国二十五年吧。
还有一年抗战就要爆发了，期待更精彩更悲壮的国民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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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0-06-1617:18:25
搞外交不是干其它活，要的就是沉稳老练，压得住阵脚，高宗武就是能力再强，工作再有激情，一时半会，老蒋也不可能考虑到他。
老蒋属意的人选是张群。
后者差不多跟老蒋、黄郛他们是一辈的，这样的人，用起来才能放心。
张群一上来，就秉持老蒋“所谓忍痛，非屈辱之谓也”的原则，处处不肯示日以弱，以免重蹈前任的覆辙。
他干脆向日本方面提出，要不你们外交部弄一个菜单给我，我们拿回家看一看，商量后在上面划一划，哪些可以答应，哪些不能答应，给你们一张“消费单”，不就全结了吗，省得你们今天这要求，明天那要求，天天来烦我们。
当时的日本大使还是有吉明。这位老兄在日本人里面还不算太坏，他自己也不同意日本军部对华的过分强硬做法，可问题是，他指挥不了军部，军部却能指挥他。
说起来悲哀，虽说是一个堂堂大使，有吉的实际职权还没有大使馆的武官大哩，因为后者恰恰是军部立场的代表。
现在张群要他拿菜单，他哪里拿得出来，私下里只得承认自己是个有名无实的大使，在中国只能处理些一般事务，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政策方针。
他的角色，说到底，只不过是军部，或者说是使馆武官们的一个传声筒罢了。
被张群这么逼一下，有吉自己都觉得很没面子，没多久就辞职回国了。
继任的是有田八郎。可这位仁兄“升不逢时”，刚到上海，日本国内就发生了“二二六”兵变。政府和军部都是一片混乱，更没有任何指示能及时传过来。于是，有田就像是一台电脑突然因断电而死了机，人是还在那里，却什么主张也提不出来。
等到“一二八”事变结束，双方才开始谈判。不过仍然谈不下去，关键点就在于大家的立场根本无法对接。
张群坚持“中日关系三原则”，有田也照旧主张“广田三原则”，一个要求取消淞沪、塘沽两协定，另一个则要对方先承认“满洲国”再说。
反正还是两个“原则”打架，各说各话，谁也不让谁。
在谈判的过程中，有田还一度想求助于“场外观众”，即利用“两广事变”向中方施加压力，可是两广很快就被老蒋压住了，有田无机可乘，谈判陷入僵局。
等到蓉北两案一出，日本人认为可算抓住了把柄，又开始对通过谈判攫取利益热衷起来。
他们的老习惯是，往往换一个打法，就要换一个人。
这次来当大使的是原天津总领事川越茂。
川越能当大使，有一个特殊背景，那就是他是由作为武官的矶谷推荐的。
听起来真是荒唐，下级竟然还能指定自己的上司，而且一荐就准，可就因为这个原因，川越的位子甚至坐得比两位前任还要稳当。
川越果然来者不善，颇有“军部作风”，没几天就搞了一个“最后通牒”，提出“8项要求”，不仅大大逾越了就事论事的范围，而且就其“要求”之苛刻，甚至超过了当年的“二十一条”。
（704）
2010-06-1619:02:53
张群倒吸一口凉气，但彼有来言，我就得有去语，如果立刻全盘拒绝，就没法谈了。
他权衡了一下，决定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即从“8项”中挑出3项，不是说答应，而是说大家可以谈。
张群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一式两份，分别发给留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在广州的老蒋。
老孔会算帐，几个珠子一拨，同意。
蓉北两案我们杀了他的人，现在理亏着呢，日本人要求提的过分一点也不足为怪。
张群的心稍定了一下，可是第二天，当他接到老蒋的电报时，却被惊得哑口无言。
老蒋告诉他：别说八个要求，一个要求都不能答应，连商量一下的余地都没有！
我告诉你，日本人就是来讹诈咱们的，想效“日本亡朝鲜故技”。
伤了人，就说伤人的事，死了人，就说死人的事。我们又不是故意的，无非道个歉，赔个钱，怎么凭空多出了这么多要求。
如何交涉呢，老蒋用一句话做了概括，叫做“目无斗牛”。
我们不要眼光老是盯在蓉北两案上，觉得好像亏欠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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